Page 158 - 《社会》2015年第2期

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

相对于科学主义影响的普遍性，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则具有特殊
性，其对象主要是长期被视为与国外敌对势力有联系的“洋教”———基
督教。针对新生代文化民族主义倾向的弱化的状况，笔者提出“文化民
族主义中介影响”假设：
假设 ３ ：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更高，部分是因为
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更弱。

二、数据、变量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李向平教授主
持的“长三角地区信仰与宗教信仰调查（ ２０１１ ）”。该调查依据中国第六
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起上海市、省会城市（南京、杭州）、非省会副中心
城市（宁波、苏州和无锡），以及其他 １０ 个地级市四个抽样框，按 犘犘犛
多层随机抽样原则，以 犓犻狊犺 表入户的方式，对 １８－７０ 周岁的常住人口
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 ３０００ 份。
（一）因变量：对基督教的信任
由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和“ 犮犺狌狉犮犺 ”一词与基督教的
天然联系，因此，西方学界对宗教信任的研究多是通过问卷询问受访者
对“ 犮犺狌狉犮犺 ”的信任度来测量。中国相关的调查也多沿袭这种问法，笼
统地询问受访者对“宗教组织”的信任态度。我们认为，这种测量方式
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方面，这虽然也能从一定程上度反映作为一个整体
的宗教组织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合法性程度（李峰， ２０１３ ），但
难以呈现不同宗教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宗教的社会形态不仅仅表现为
组织的存在，宗教信徒也是其重要的体现形式。
基于此，本文认为，宗教信任应涉及对宗教组织和宗教组织成员的
两个信任维度，后者又包括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两类。按此判断，对基
督教的信任也就应包括对基督教教会、牧师和普通基督徒三者的信任。
在问卷中，其选项都是“非常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比较信任”
和“非常信任”五个态度量级，我们将其分别赋值为 １－５ 。表 １ 呈现的
是受访者对三者信任状况的描述统计信息。
由表 １ 的数据可知，民众对基督教教会与对普通基督徒的信任均
值是相同，各态度量级的比例分布也基本接近，但将民众对基督教教会
与牧师的信任均值配对样本 犜 检验（ 犘犪犻狉犲犱狊犪犿 狆 犾犲狊犜犜犲狊狋 ）显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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