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0 - 《社会》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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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
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根本认识。 ８ 同时，面对着复杂的
国际环境，取缔宗教体制中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因素，防止境外敌
对势力对基督教、天主教的利用和控制成为当时政策执行的重点。但
自 １９５７ 年后，伴随着“左”的错误思想政治路线逐渐滋长，特别是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下，宗教被视为封建迷
信，是精神鸦片、反动的意识形态和剥削阶级利用的工具。把信教与愚
昧、信仰基督教与可能和外国敌对势力有染画上等号，宗教问题被上纲
为阶级问题，促使宗教最终消亡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工作的根
本任务（龚学增， ２００１ ）。
在此社会结构和宗教政策的影响下，“革命”成为国人唯一的价值
取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也是唯一的价值目标，任何与其不同的价
值观和精神取向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更不用说是与“无神论”相对的宗
教，特别还是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基督教。这些必然影响此阶
段成长的同期群的生命历程，以至于“就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来
说，对于宗教是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不知道的，也不想知道”（黄志坚
等， １９９１ ： ４４７ ）。当然，他们对基督教也自然会更多地持负面评价。
第二，“文革”之后，中国的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阶级斗争让位
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社会日趋分化，总体性社会逐渐松动。
在宗教政策方面， １９８２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
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成为新时期宗教政策的纲领性文
件。文件强调，“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有神论都是对立的；但
是在政治行动上，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的宗教信徒却完全可以而且必
须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在此纲领指导
下，从 １９７８ 年到 １９９１ 年，中国的宗教工作进入从政策到观念层面的拨
乱反正时期。此后有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宗教与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建设”和十八大提出的“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针。方针政策的调整使得宗教生活正常
化，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获得快速发展。当然，冷战结束后，西
方国家的宗教渗透和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并未停止，这些宗
８． “五性论”是在 １９５８ 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是指宗教的长期性、
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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