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1 - 《社会》2015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２

教主要集中于基督教和天主教。因此，抵制境外宗教渗透，反对宗教干
涉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仍是国家宗教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段德智，
２０１３ ）。但这些仅是在国家安全层面的防范政策。
上述社会结构与国家政策的改变使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影响开始减
弱，信仰一元化的格局出现了松动的可能；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整个社
会的利益格局日趋多元化，两者共同作用并促成信仰的多元化。“文
革”结束后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的思想界进入活跃期，国外各种社
会思潮被引入。在此背景下，作为对之前宗教观的一种纠正，学界掀起
了一股“宗教文化”热，不仅为宗教正名，就宗教与迷信的区别进行大量
的研究，还将其视为人类的多元文化之一，对其积极功能进行深入分
析。此后，信仰一元化的格局更是被 １９８９ 年的“政治风波”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苏东剧变”等事件进一步瓦解，曾被界定为唯心主义的宗教
作为一种具有终极关怀的信仰形式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包容，乃至崇信。
这些虽然会深刻影响所有民众，但正如埃尔德（ ２００２ ）所说，与人生
其他时段相比，国家政策和社会结构在个体向成人过渡时发生的变更，
会给其以后的生命历程留下长久的影响。因此，这些变化对新生代的
形塑作用更大。总的来说，这种影响既体现于新生代的个体意识，也表
现在他们所接受信息的结构与内容等方面，而这些使新生代更可能对
基督教产生较高的信任度。
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经济结构，它导致依
赖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威式社会结构出现了松动，这使得新生代
与其前辈相比，自我取向更为突出（李维， １９９９ ），而独生子女政策又强
化了他们的这种个体意识。同时，无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在价值观领
域，新生代还都表现出反传统和颠覆权威的特征（李春玲、施芸卿， ２０１３ ：
４４０ ）。这些都可能使其对传统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一定抵触，对
宗教问题更倾向作出自主，甚至是与传统相反的判断。
其次，在全球化浪潮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新生代接受的
信息内容和结构也更可能使其对基督教产生较高的信任。当中国实行
改革开放，尤其是 １９９５ 年互联网在中国开始发展和加入 犠犜犗 后，国
人对全球化的体验越来越深刻。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还包括
宗教全球化，基督教是其中的主力。同时，与前辈相比，新生代的教育
程度普遍较高，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和教育也充分反映了国家“与世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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