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15年第2期

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

轨”的政策，因为诸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源自西方，这些知识，特别
是其早期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以上诸因素都会使
新生代能更为频繁和全面地了解基督教，并可能转化为对基督教的好感。
最后，与市场化、全球化接壤的消费主义全面形塑了新生代的生活
方式和价值观，从而使他们与前辈相比，更可能对基督教产生较高的社
会认同感。在市场领域，具有强势符号的商品总是会赢得更多的消费
者。在现阶段的中国，强势符号或直接来自西方，或采用西方式的经销
方式，由此导致“与西方消费文化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和合法性主导权相
伴而生的是，消费领域的本土文化缺乏成长空间”（李春玲、施芸卿，
２０１３ ： ４３４ ）。新生代对市场领域中强势符号的追从也必然会蔓延到他
们对整个西方强势文化的推崇，而作为西方主文化的核心构成之一的
基督教，也以各种形式融入其中，近十几年来，圣诞节等“洋节”的热火、
美国好莱坞大片的热销等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此方面的现实反映。
基于上述原因，当基督教利用其自身的特征在社会转型中获得极
大的机会结构而快速发展时，对出生且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多数民
众来说，这可能是强烈的“文化震惊”，但对新生代而言，这仅是习以为
常的现象。有调查显示，青年人对基督教的评价以积极正面为主，基督
徒获得认 可 度 最 高 的 评 价 分 别 是 “平 和、善 良、宽 容、博 爱 和 真 诚”
（华桦， ２００７ ）。为此，如果从社会合法性角度看，新生代对基督教的好
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对基督教更高的信任。由此提出本文的
“世代比较”假设：
假设 １ ：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持更高的信任度。
２． 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世代分析精细化及基于现实的必要关照
我们认为，在经典的“世代分析”模式中，宏观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
是一种背景性的变量，包含的内容众多。如果仅以此框架笼统地比较
不同世代对基督教信任的差异，在因果链上似乎就会存在一定的化约
化风险，因此，我们有必要关照其中某些具体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响因
素。在本文看来，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应当是兼具现实和理论意
义的两个重要变量，原因在于：
第一，从理论的内在逻辑看，对于系统信任的生成机制，社会学已
有“绩效论”（ 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犫犪狊犲犱 ）和“文化论”（ 犮狌犾狋狌狉犲犫犪狊犲犱 ）两种不同
狆
的路径（ 犕犻狊犺犻犾犲狉犪狀犱犚狅狊犲 ， ２００１ ）。“绩效论”以理性为基础，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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