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

统社会力量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邓正来所谓的
“生存性智慧”赖以发生并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在于农民在其环境中生
存、繁衍（包括其中的情感）与发展的基本需求。中国文化将“下以继后
世”作为夫妇双方对祖先的“神圣义务”（李安宅， ２００５ ： ４３ ），并将这一自
然欲求礼仪化，使其不再以快乐为基本目的，而只是以社会伦理的执行
为需求（瞿同祖， ２０１０ ）。
正是这种需求导致农民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对保证自己生存、繁衍
和发展的资源的争取和维护，以及对危及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风险的规
避。这是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人性的社会学理解，而爱欲及其在礼
仪中的表达如何获得满足，则是生存性智慧发挥作用的空间。如果将
上述两个案例放置在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来考察，就会发
现其本身独具的丰富性。
例如，老李的案例表现了一个基层农民是如何通过“普通”的智慧
来解决生存和家族延续的问题。而老雷的案例则更丰富一些，他的选
择和操作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底蕴”的认可及其生存性智慧的发挥。
这一生活智慧的发挥，不仅与生存有关，也与个体在其所处社会空
间中的相互交往有关。在中国历史中，如何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
保证自己及其所置身的社会群体的安全前提下满足个体需求，进而在
人与人的竞争中“登”上较高社会地位以满足“权势欲”， ８ 我们的祖先
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它反映在历朝历代的正史野传中，也体现
在老百姓创造的民间谚语、俗话中。可以说，在我们所能感知的现实
中，这些流传下来，至今仍鲜活的东西，无一不是在经过无数人实践的
检验后才被保留下来。只有被无数次实践证明是有助于满足人的这些
根本需求的观念和见解才能被称为生存智慧，在观念层面与行为规范
层面的生存智慧显然都在“社会底蕴”范围内。如前所述，这一智慧在
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首要体现即在于“家”这一重要社会结构中。在社会

８． 恩格斯（ ２０１２ ： ２４４ ）在对黑格尔的分析中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
表现出来的形式”。恶在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
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
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我们在此并
非是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使用“权势欲”这一概念，而是借此表达社会竞争与满足自我发展
需求的欲望。这一欲望，构成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诸多现象的线索之一。

· ８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