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１

的。在国家衰弥之际，王国维所及“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
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罗振玉， ２００１ ： ４ ），一是坚信周孔以来的中国文
明之制度精神不会泯灭，将继续孕生出一种世界历史的普世价值，二是
期望这一传统应随中西际遇的时刻，兼修外来的观念与方法，以达自我
文明的再生与复兴。如王国维（ ２００１犫 ： ８７７ ）所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
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
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不过，“特
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
而已”。今人再看这句话，会心者必会哑然失笑。
从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局看，如果说康有为的抽象历史哲学“下降”
成王国维的制度史研究，那么陈寅恪的“下降”幅度则更大。不过，此
“下降”可以说是抽象继续“上升”为具体的过程。陈寅恪（ １９８０ ： ２３６ ）治
史不常引经据典，倒更愿意拾捡那些看似散乱的史料，如他所说：“一时
代之新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
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但按照他自己的评价，他平生所学是一种“不古
不今之学”，并不算得上新学，那么此“新”与彼“新”究竟有何差别呢？
所谓不古不今，自然有不新不旧之义，但其中的第一个涵义，是秉
承王国维的经史观，即摆脱清末以来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从观
念问题直接 回 到 历 史 的 本 原 和 实 际 经 验 中 去 （逯 耀 东： １９９８ ： ２０１－
２０２ ）。其次，既然治史要“求真实、供鉴戒”，就不能仅循经学的路径，
“ 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清代“群舍史
学而趋于经学一途”，反而误了史学的要务。 ９ 因此，要用新的视角去解
放史料，使零散的史料获得新意而成系统，“文史互证”，才能防避私家纂
述之“诬妄”和“讳饰”，求得历史真相。再次，文与史的互证，所采用的新
材料自然大多取自士风、民情的记述与抒怀，因而史学必然既要循其经
本，又要印对正史，但更重要的是要呈现出一部民情史或士人的心史。

９． 陈寅恪（ １９９２ ： ５１２ ）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
乡、张南皮之间”，自然与其家学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其治学取向的自我定位。所谓“咸同之
世”，是说他虽同情地接受张之洞“中体西用说”的主张（汪荣祖， １９９２ ： ２７ ），却亦要通过秉承曾
国藩的精神内核而有所修正。罗志田（ ２００８ ）认为，陈寅恪对清季今文经学以及疑古思潮持批
评态度，他虽因晚近世变之亟而不得不走一条“法后王而不道久远之事”的致用道路，却自有
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在，但他依然用融合之开放视角维系“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
心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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