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社会》2019年第1期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神气质，连同历史的特定情势和结构条件的变化，交汇而成一种历史发
现的逻辑和契机。因此，见微知著，因小见大，并辅以严密的考证与义
理阐释，才是中古史民情研究的一个决定因素，而这恰恰与晚近随社会
科学而形成的新眼光密切相关，所谓“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
（ 陈寅恪， ２００１犮 ： ９７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１１

四、待续的小结

陈寅恪治史之论“变”，恰与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求的历史之
“本”构成了二重互补关系，上古史与中古史的不同意涵及其所揭示的历史
实质也恰恰在于此。民国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层出不穷，王陈二家是其
中材料工夫最大，研究领域最广，且用意最深的史家代表。他们引进社会
科学的研究法，求制度之本质精神，究风习之变易机制，将国史中的经本与
变易做了极为丰富的呈现。这与康有为基于《公羊》三世说而提出的普遍
历史理论与政治变革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对于今人来说，这一
对照的意义还在于，正是他们所构成的中国现代思想的两波变局，奠定了
后人研求当下现实和历史传统的思想格调。因此，反思这一现代变迁的渐
次进路以及继承前人的发现和方法，就成了我们今天的任务。
康有为对于上古史的推断辨析，依托的是今文经学所强调的“大义”
与“微言”，“推三世进展之理，演大同为三世之极旨”。此后，“由佛学之研
究，增一新境，乃掺佛家大慈大悲之心于其大同之思”，再后，“复引基督
博爱之义，阐发达尔文演进之理，大同学说遂成”。他将儒家与佛家、中
国与西方的不同思想因素“融于一炉，乃创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想象力之
乌托邦思想。其虽袭用大同旧词，而其大同内容实新”（汪荣祖， ２００８ ：
５０ ）。在这个意义上，史“原”即为经“本”，亦为社会演化之目的。而经学
革命的又一主旨，则是要强烈推行周孔以来的教化传统，并借喻西方历
史演进的逻辑，指出在礼崩乐坏、文教未明的时代，中国的现代变革必须
经历一种升平意义上的宗教化阶段，以基于对素王“仁本”理念之信仰，
形成一种超越性的天道秩序，而使风俗归于敦化，人心达致谐和。
康有为晚年倡导孔教教化的大胆举措，实为要在儒家内部形成一
场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要发生在儒家内部，是因为任何政治制度的

１１． 关于社会学、人类学等对于晚清民国史学研究的影响，参见：桑兵， ２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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