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１

变革都必须从调整民众的信仰结构入手，风俗之变绝不能由制度之变
而来，必须从更广泛的宗教教化而来。“王者，往也”，大同世界即为天
下归一的秩序，因而普遍历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由国与国、家与家的界
分来决定的，而是通过德化天下来实现古人所说的“王者无外”与“夷夏
之防”的自然正当（参见干春松， ２０１１ ）。康有为宣扬革命，又反对彻底
革命，就是因为担心在世变之亟和政变之际，人们割断了自身文明之仁
爱情感的血脉，遗忘了自身文明之自然史的演化次序，永久落入据乱世
的历史循环之中。
对于此，王国维和陈寅恪等人所做的史学矫正，针对的恰恰是这种
极其抽象的历史进化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首先需要恢复的是
对自身历史的敬重感、经验感和解释力。章太炎身先士卒，倡导经学与
史学之间的转换，就是要通过回到古文经学的传统而重拾对历史的尊
重。尽管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看似是一种经学研究，但从著述体例
来看，他探讨周代制度之源，取的是历史演绎之法。他指出，周孔以来
的宗法封建制度，立子立嗣之制是一切制度的逻辑起点，而其所衍生的
一系列家国秩序，构成了宗族、土地、祭祀和政治体制的制度系统。亲
亲与尊尊二义，则又在所有制度之间确立了情感关联的秩序结构，使得
礼制与文教归于仁义之本。他将完整的逻辑链条纳入制度史之中，将
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确实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使得文明史自其源始
便获得了更为牢固可靠的基础，且尤能说明王国维内在的精神世界和
学术理想：“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
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 王国维， ２０００ ： ４４７ ）。
王国维之所以有别于“国粹派”，在他坚持论理之说，坚持西人之
“充足理由率”对他的启发；他坚持名实之学，相信只有通过综合分析的
方法，才能揭示制度之精神史的结构与义理。同样，陈寅恪亦主张在
“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的同时，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但何谓“本
来民族之地位”，并非是一种臆想而来的抽象认同，而必须以开放的历
史视角加以确证。认识中国历史乃至近世之纷乱，不能仅以上古史之
制度本源论之，还必须充分认识中古史所呈现的民族、宗教之混融而形
成的历史新格局。而在一种急剧流变的历史中，就不能唯经书论，唯制
度论，而必须从众多史料中挖掘制度和风俗变化的机缘、脉络和具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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