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１

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便是出于此理。后来的安史之乱，恰
是因为河北藩镇的民间社会长期未受“文”之敦化，其社会的通常情感
“尚攻战而不崇文教”，“故论唐代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
得其真相所在也”（陈寅恪， ２００１犫 ： ２１０ ）。
除民族问题外，中古史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是宗教问题。陈寅恪宗
教研究亦非专论，而坚持的是一种以文化和民情视角展现的皇族与世
族政治、宗教与民风变易，乃至士人内在精神气质上的儒道并存所交织
而成的完整的历史情态。如《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论及东西晋南
北朝时代中的士大夫，“其行事虽尊周孔之名教，言论演老庄之自然”，
因而多数世家常趁沿海交通之便，将惑世诬民之鬼道作为遗家训子之
传，致使期间宫廷政治之剧变多出于此类宗教之谋。《崔浩与寇谦之》
则通过大量考证，进一步考察了北朝史中的一大公案。世家出身的崔
浩持旧儒家的“整齐人伦、分明姓族”之理想，与信奉“人神对接、手笔灿
然”之新道教的寇谦之相互利用、相得益彰，将各自学说的重心都放在
了同属一个社会阶级的“种民”上，最终触怒了鲜卑，形成了一幕历史惨
剧。对于这一历史之变的社会根源，陈寅恪总结说，崔浩的悲剧在于，
他仅将“先复五等为本”的儒家理想寄托在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上，而
忽视了胡汉民族的意识，即使一心想着“效法司马氏以图儒家大族之兴
起，遂不顾春秋夷夏之大防”（陈寅恪， １９９２ ： ２２３ ），也必然使政治设计与
鲜卑部酋的预期及时下的基本民情不合，故而其失败也在所难免。 １０
由此来看，陈寅恪治史与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的历史研究法倒有
些相似。胡适（ １９８５ ： ５３９ ）说他“当然是今日最博学、最有识见、最能用
材料的人”，常用考证、参证之法，将各种制度、地理、诗文、名物、风俗、
交通等看似互不搭界的材料相互交织和比较，求得历史的真实（参见罗
志田、葛小佳， １９９８ ）。不过，这些庞杂的材料却有一个明确的支点，即
他对中古史的实质认识在于历史变局中的史识，必须要从社会风习的
变易过程中去寻找其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这其中，那些汇集在关键
人物和焦点事件上的微妙细节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或精

１０． 陈寅恪（ ２０１２ ： ２０６－２１４ ）认为，崔浩要建立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合而为一的贵族政治
之理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于鲜卑部酋汉化进程的时点和节奏做了误判。当时所谓汉化，
是要推崇有文化的士族，与他们合而为一，鲜卑部酋显然已经走上这条道路，但亦时刻担心被
汉族彻底同化。只有到了孝文帝时期，北魏才进入了新的汉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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