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 - 《社会》2019年第1期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足以伉者，汉之刘歆”（章太炎， ２０００ ： ５１ ）。简言之，康章之别，即是究竟
由经学到宗教还是由经学到史学的差别。 ７ 章太炎批评康有为仅依《公
羊》断史，无视国史几千年之传承与流变，用武断的普遍历史观代替具体
历史的凝重与温情，因而在国变与世变之亟，应走出一条经学的史学化
道路，“铸古文经学为史学”，立国化民，用历史来凝集中华之民族精神。
章太炎承“六经皆史”，多是在义理上做文章，而实现经学与史学的
现代转化，并融合晚近的社会科学方法来治史的学问家，当属王国维和
陈寅恪。他们与同时代的史学家一起，掀起了一场重新奠基中国文明
精神的国史运动。 ８ 王国维之弟王国华曾这样评价其兄：“先兄以史治
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
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谓之始于先
兄可也”（参见王国维， １９８３ ）。王国维（ ２００１犫 ： ８７５ ）本人也是这样说的：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
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
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由此可见，
王国维治史，并未倚重古今某派，亦不在意新学与旧学之分，似乎对于中
西之别也没有那样敏感。一般人认为，上述引文说明的只是一种学者应
有的持中态度，但细绎之却含义颇深。在王国维看来，时下中国之历史
变局以及走出此变局的文明再生，既不应拘泥于古今中西的差别与对
立，又必须重新体认自身文化之本体。“本”不离其“变”，“变”不失其
“本”，才是中国文明的基本精神。正是这样的继往开来之工作，才要有
浓烈的情感和沥血的心力。对此，陈寅恪（ １９９２ ： ５０２ ）理解得最透彻：“古
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
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７． 王国维（ ２００８ ： ２１２－２１３ ）对康有为孔学宗教化的倾向不以为然，他说：“康氏以元统天之
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其以预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德之
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
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
８． 柳诒徵（ ２０１１ ： ３０９ ）在《国史要义》中曾明确提出“国史”之本质，并指出王国维的贡献最
巨：“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近
世承之宋明，宋明承之汉唐，汉唐承之周秦。其由简而繁或由繁而简者，固由少数圣哲所创
垂，亦经多数人民所选择。此史迁治史，所以必极于究天人之际也。……吾之人本主义，即王
氏所谓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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