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１

世异，则其道亦异”（康有为， １９８７ ： １９２ ）。但是，这里有两个历史哲学的
重要问题需要明确做出说明：一是历史最终趋向的那个作为普遍历史
目的的大同理想究竟是什么？二是三世演化中的彼此转换的关键环节
究竟是什么？《实理公法全书》和《大同书》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两
书所提的惊世骇俗之乌托邦思想，由“入世界之众苦”说起，到“去”国
家、阶级、种族、家庭以及劳动分工各“界”而达致大同之“爱众生”和“至
极乐”的境界，几乎塑造了后世中国人的一种绵延百余年的抽象理想，
在后来的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诸种意识形态中，我们皆可见其
中最基本的精神气质。
然而，由据乱世到升平世的当前史转型，涉及的问题则相当多。在
这个方面，西方文明和宗教的融合亦成为了重要因素。康有为认为，欧
美诸国内部的民权进化，表征着“大同之先声”，只是国界尚存，导致战
争不绝，致祸奇惨（参见朱维铮， １９９８ ： １７ ）。但“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确
是走向升平世的根本出路。这一变法的首要基础是政制改革，但政制
改革的目标则是民权之兴，即《官制议》所强调的“国以民为本，则以治
民事为先”，要达到开民智、鼓民气的维新气象，就必须以地方自治和合
群立会的组织化的办法来建设社会实体，如他所说的那样，“合群之道，
众议是尊。舍私从公，宪政攸传”（康有为， １９８１犫 ： ６０７ ）。
不过，康氏的另一层想法亦尤为重要，但以往的研究并未给予充分
关注。康有为明确认识到，仅有制度建设，并不能彻底实现向升平世的
过渡，民众从据乱世中要获得解救，还必须使人心得以安顿。他的“孔
教”宣扬虽为人所诟病，但其中的义理仍旧值得今人深思。他认为，西
人若不经过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化阶段，便无法落实现代意义上的君权
向民权的转化，因此，由据乱世过渡为升平世的关键一环，就是要确立
一个中国化的宗教时代，经由孔教的升华方能迈入太平世中的世界大
同。《孔子改制考》明确提出孔子乃为教主，“立法创教，令人有乐而无
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
不善者也”（康有为， １９９８ ： ５３ ）。他意图围绕孔子来建立一个皈依和教
化性的宗教王国，以安抚那些民智未开的人心，让他们信仰太平世中的
大同景象，进而实现有着中华文明之根本的普遍历史的终极价值。在
这个意义上，升平世才是三世进化论的一个关键环节：“政令徒范其外，
教化则入其中，天下国之盛衰，必视其教之隆否。教隆，则风俗人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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