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8 - 《社会》2019年第1期

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

之间形成了竞争态势，寻求更为廉价的可替代劳动力（比如女工，甚至
更为廉价的童工）使学徒工群体难有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车间里处
于不同技能层级的工人之间形成了竞争关系，这使得行会学徒制的技
能形成链条无法移植到机器化劳动生产过程之中。
最后，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化浪潮颠覆了传统行会学徒存在
的社会制度性基础。 １８ 世纪开始，伴随德国工业革命的推进，追求民
主和自由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也随之逐渐达到顶峰：一方面，营业自由
动摇了行会组织的垄断地位， １８６９ 年颁布的《北德意志工商条例》取消
了行会的强制入会制，行会组织对青年学徒工训练的传统权力也随之
下放，企 业 雇 主 们 获 得 了 招 收 学 徒 工 和 帮 工 的 权 利 （西 伦， ２０１０ ：
４２－４８ ）；另一方面，传统行会学徒制中的社会性等级秩序被打破，师徒
之间传统的人身依附性转变为一种经济依附性。随着这些社会制度性
基础的改变，导致师徒之间的矛盾与张力不断增加，德国各地虐徒事件
层出不穷，学徒工反抗性运动包括群体性反抗也很多，引发了大量社会
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维护德国的技能形成秩序，国家干预已势在
必行。
德国国家力量对行会学徒制的干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在 １８ 世纪中后期，主要是通过国家法令来规范行会学徒制的管理。

中世纪以来，行会学徒制的管理主要依赖于行业自我规范，即行规。 １８
世纪以后，国家干预开始出现。 １７３３ 年和 １７９４ 年，德国普鲁士地区先
后出台法令对行会学徒制中的“学徒资格、学徒年限、师傅义务、教学要
求、满徒条件以及违规处罚”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不过，这一阶段的干
预虽然对师傅行东的行为（比如滥用和虐徒）进行了约束，但并没有触
及传统行会组织特权的核心———强制入会制，没有直面传统行会学徒
制危机的实质。第二阶段的干预开始触及核心议题。早在 １８１０ 年，德
国普鲁士政府就已经开始落实资产阶级的经济平等权，到 １８６９ 年德国
《北德意志工商条例》颁布，正式废除了“强制入会制”， ４ “学徒合同被
认为是私人合同，只受普通合同法的规范”（关晶， ２０１０ ： ５６ ）。可事与
愿违， １８６９ 年的改革 为 德 国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自 由 主 义 松 了 绑，却 导 致

４． 该法令的第 １１５－１２５ 条款去除了当时强制性的职业资格证书、书面师徒合同、学徒比例、
学徒制期间以及学徒制费用等方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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