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4 - 《社会》2019年第1期

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

徒制）（ 犎犪犾犾犪狀犱犛狅狊犽犻犮犲 ， ２００１ ；西伦， ２０１０ ）。
同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何其技能形成的体制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
异？针对这个问题，学界一般从两个路径切入进行解释：一是理性选择
路径。核心观点认为，成本—收益机制规定了企业选择技能形成方式
的行为，“挖 人 ”的 外 部 性 最 终 导 致 内 部 技 能 形 成 机 制 无 法 立 足
（ 犛狋犲狏犲狀狊 ， １９９６ ）； ２ 二是社会建构路径。认为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技能形
成体制的差异乃是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 犎犪犾犾犪狀犱犛狅狊犽犻犮犲 ， ２００１ ； 犜犺犲犾犲狀 ， ２００４ ）。理性选择的解释路径推演了
内部技能形成机制瓦解的成因，在逻辑上是有说服力的，但却与资本主
义国家技能形成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如西伦（ ２０１０ ）所言，在资本主义
工业化过程中，技能短缺更多是企业选择“挖人”战略的现实背景，而不
是“挖人”的结果。更关键的是，理性选择解释抽离了制度变迁过程中
的历史性，仅强调市场竞争对技能形成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而忽略了环
境约束性 及 行 动 情 境 性。所 以，该 理 论 的 代 表 人 物 贝 克 尔 （ 犅犲犮犽犲狉 ，
１９９３ ）后来也承认，不是所谓的“挖人”外部性导致了企业抛弃内部技能
形成的方式，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约束技能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这
为社会建构解释路径提供了理论准备。
其实，经济社会学理论已经证明，行动实践中的行动者的理性选择
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是社会建构的（迪马吉奥， ２００８ ）。这包括三个
层面的含义：首先，所谓建构，主要是指通过行动者之间的磋商与协调
达成妥协共识。其次，这种建构是社会的：一方面，参与磋商的行动者
是多元的，既有社会成员个体，也有各类组织架构；另一方面，影响建构
的因素是社会性的，包括利益、价值、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规范，等
等。最后，理性也是社会建构的。抽象的最大化原则适用于形式理性，
而实质理性的内容则是社会建构的。如果以此来透视学徒制的制度变
迁历程，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更加贴近历史事实的理论解释。换言之，

２． 理性选择解释路径认为，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技能形成的最优策略是从其他企业中
“挖人”，偷取其他企业的技能培训投资，从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同样，对于技能劳动力而言，
也能够选择到出价最高的企业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在完全竞争市场及经济理性的指引下，
选择此战略的企业和个人会越来越多，“如果所有企业都执行无技能培训战略”，由于“挖人”的
搭便车行为的大量存在，必然的结果就是“企业生产所依赖的技能储备不断减少，进而导致恶性
循环”（ 犓犪狋犺犾犲犲狀 ， ２００４ ： １１ ），最后带来技能短缺，并最终导致企业内部技能形成方式无法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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