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2 - 《社会》2019年第1期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宗教复兴，出现在“宗教”概念引
入中国将近一个世纪之际，但与正式制度和精英话语相比，农村宗教生
活却甚少受到这一概念的影响。至少，农村宗教实践者不曾像民国时
代的佛教、“儒教”、道教领域的知识精英那样，以基督教为模板改造自
己的信仰和实践体系。换言之，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所产生的条件，正是
人类学家追寻的“从当地出发”的文化含义———在没有经济实力、政治
推动、媒体关注的条件下，宗教何以在农村复兴？经历了像“文革”那样
激进的反宗教运动之后，这些被污名化为“非法”、“封建”、“迷信”、“浪
费”的活动为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有什么样的机制被政策的
制定者和执行者、意识形态设计者和学术研究者所忽视？换言之，认识
这些不为正式制度所注意的、违背经典世俗化理论“预测”的农村宗教
复兴的机制和形成条件，有着认识中国基层社会实际运行机制的含义，
更是寻求本土理论的重要资源。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的确存在地方
知识精英的参与，但却没有“精英知识”的参与。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
的精英知识从总体上不仅无法解释宗教复兴，甚至没有兴趣解释宗教
复兴。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民众宗教活动的鄙视和“以科学反宗教”
的假设，长期掩盖了对宗教复兴本身的经验观察和归纳性研究。实际
上，正是由于农村宗教实践远离“精英知识”，使其天生具有外在于殖民
主义思想及其衍生话语的条件， ８ 因此也为超越西方经典理论提供了
难得的契机。
这并不是说，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没有受到近代以来“宗教”、“迷信”
等范畴的衍生话语的影响，也不是要假定一种恒久不变的、植根乡土的
前现代“中国性”（ 犆犺犻狀犲狊犲狀犲狊狊 ），更不是说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涉及政
治、经济力量和大传统培育的地方精英的参与，相反，我们必然要考虑
这些因素。但本文强调的是，从已有的经验研究可以看到：作为宗教实
践者的乡民，在拜神、建庙、祭祖、下葬、结婚、过节、算命、看相、建房、经
商、治病等活动中，没有且无需区分“宗教”和“迷信”，也无需明确自己
的宗教身份、宣布自己的教派；他们没有也无需弄清自己的行动是否合
法，了解自己的宗教是中国的还是外来的，或者求得城市知识精英和政
治精英的认可。他们不必在信仰与仪式之间争论，也不必在科学与宗

８． 有关殖民主义思想和衍生话语的研究，参见： 犆犺犪狋狋犲狉 犼 犲犲 ， １９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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