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0 - 《社会》2019年第1期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商引资，并试图团结海外华人。这种将“封建迷信”合法化的进程，很值
，
得进一步探讨（见 犔犻犪狀 犵 ２０１３ ）。
可见，“宗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引
入并阐释的概念，与进化论式的自强诉求有紧密的关系，也与基督教对
宗教的规范作用有关，但其演变过程基本没有草根社会的参与。我们
甚至可以说，“宗教”的落后性和敏感性基本上是上层精英的想象和发
明，也可以反过来说，赋予“宗教”落后性和敏感性，原本就是上层精英
发明“宗教”的初衷。宗教的引入和解释过程，衍生了一整套政治和法
律制度，却不一定能够贴切地描述中国社会的现实。其中的关键在于，
“迷信”概念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宗教景观。可以追问的是，以基督
教为模板的“宗教”的确在近代以来受到了严格界定，并实现了“政教分
离”，但没有被纳入正式宗教、极为多样且数量庞大的宗教活动是否都
可以被称为“迷信”？国家又在何种意义上通过自己的“超越性”实现对
宗教 ／迷信的管理？我们至少知道，经典的世俗化模式并不能描述中国
社会的宗教现象，宗教并未随着科学的兴起而衰落，宗教没有也不大可
能退出公共领域，宗教生活更没有与其他生活真正分离。这其实与近
年 来 宗 教 社 会 学 家 对 全 球 化 时 代 宗 教 现 象 的 观 察 没 有 太 大 的 差 异
（ 犅犲狉 犵 犲狉 ， １９９７ ； 犆犪狊犪狀狅狏犪 ， ２００９ ； 犜犪 狔 犾狅狉 ， ２００７ ）。
综上所述，“宗教”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命运，是探讨中国宗教复
兴的重要前提。将中国宗教图景分为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
兰教五大宗教以及围绕“民间信仰”、“儒教”的合法性讨论，不过是近代
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一场充满张力且不太高明的“合谋”，也是把近
代欧美社会的范畴套用在中国社会的结果。学界延续这种分类并非毫
无意义，论证某一大传统体系是否应该成为“宗教”也并非毫无意义，但
我们必须清楚这种分类仅仅是“国家的视角”。由于它追求简化，更由
于它是一种国家建设计划的产物，所以会导致“地方知识”（ 犿犲狋犻狊 ）的
流失（ 犛犮狅狋狋 ， １９９８ ）。“宗教”的发明和对这 个被发 明的“宗 教”进行 管
理，是一个经典的福柯式知识／权力的互动过程。社会科学研究如果不
是从具体社会生活的连贯性上着手，而是试图从上而下对中国的宗教
图景进行全局式、总领式的概括，就难以避免“像国家一样看”。社会科
学的经验研究应该反思这种宗教分类，而不是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有关中国宗教复兴的三种理论，或多或少缺乏对“宗教”概念这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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