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6 - 《社会》2019年第1期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下观”的理论（王铭铭， ２００４犫 ）或一种“国家宗教”的体系。余国藩（ 犢狌 ，
２００５ ： ３ ）对中国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做了十分精当的评论：“中国历史上
的帝国政府或者后帝国政府，从未对宗教推行过中立政策，更不用说鼓
励美国理想主义者所推崇的那种‘自由实践’了……中央政府参与宗教
的动力，首先来自其所投身的某种宗教性（ 狉犲犾犻 犵 犻狅狊犻狋 狔 ），最恰当的说法
应该称为一种国家宗教”。这个看法，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帝制结束以
来宗教在中国社会的演变，也有助于我们反思民国以来国家在建立合
法性上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和为此做出的努力。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精
英和知识精英所定义的“宗教”，把“国家宗教”或“国家的宗教性”排除
在外，将国家建立在一个充满宗教符号和道德教化意义的帝国基础上，
希望或至少假定国家为一个纯粹的政治实体。这是理解中国宗教的一
个重要前提。
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概念一样，当代意义的“宗教”
概念由清末知识分子经日语从西方引入，并经历不同力量尤其是国家
力量的塑造，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宗教”范畴（陈熙远， ２００２ ）。高万桑和
宗树人（ 犌狅狅狊狊犪犲狉狋犪狀犱犘犪犾犿犲狉 ， ２０１１ ： ５０－５１ ）认为，奠定今日“宗教”
含义的直接因素是“迷信”在 １９０１ 年左右与“宗教”范畴的同时引入。
从此，有无经典成为区分宗教和迷信的标准，地方宗教活动因为没有经
典而一律被“宗教”拒之门外，国家就此失去了区分“正”、“邪”（如“淫
祠”）的权威，无法通过“纳入祀典”的方式管理地方宗教活动。就这一
点来说，与其说中国的现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更加紧密，不如说更加
疏远。“迷信”被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视为中国贫病落后的替罪羊，因
此，原本有能力通过地方庙宇体系施加影响的儒家地方精英也只能远
离这些“迷信”了。
模仿列强的政治模式，民国确立了迄今为止仍在奉行的经典世俗
化原则，即“宗教私人化”与“政教分离”，以此将“宗教”排除在国家体系
之外，并将之视为进步力量的反面。国家的世俗化承诺使得宗教退出
公共领域，并在法律上成为纯粹的个人事务。但与西方列强不同的是，
中国并不存在先于民族—国家的强大宗教组织，所以，中国实施世俗化
是从强化宗教的“能见度”开始的，即成立全国性宗教组织。其结果，只
有被国家认可的宗教获得了合法地位。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
斯兰教既有经典又有强大的精英阶层，因此，在民国之初就纷纷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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