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7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１

全国协会，迎合国家意志，实现了政教分离（ 犌狅狅狊狊犪犲狉狋 ， ２００８ ）。 ３ 相比之
下，精英力量不足的东正教、犹太教、印度教虽有经典，但都没有获得国
家认可。最为悲哀的恐怕要数人数庞大的所谓“大众宗教”（祖先崇拜、
地域崇拜、风 水 看 相 等）和 间 歇 性 出 现 的 “救 赎 性 宗 教”（ 狊犪犾狏犪狋犻狅狀犻狊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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狉犲犾犻 犵 犻狅狀狊 ），如一贯道、在理教、先天道、德院等。由于既没有经典又缺
乏精英，它们纷纷被贴上“迷信”的标签，随时可能被国家压制。与此同
时，原本可能纳入国家祀典或已被纳入国家祀典的崇拜活动也沦为迷
信。张倩雯（ 犖犲犱狅狊狋狌 狆 ２００９ ）分析了 １９２７ 年到 １９３７ 年南京国民政府
，
如何用舶来的“宗教”范畴重新区分地方共同体的宗教实践。她认为，
国民党精英站在世俗的民族主义和动员政治的立场，视宗教为“迷信”，
视宗教组织为破坏国家的威胁力量，并试图说服民众效忠党国，放弃
“迷信”。可以说，宗教在制度化过程中，精英的力量举足轻重，广泛存
在的大众宗教实践被精英所鄙视、排挤和打压。我们甚至可以说，今天
在中国农村广泛复兴的所谓“大众宗教”，本来是可以被帝国“读懂的”
（ 犾犲 犵 犻犫犾犲 ）， ５ 但是，由于民国以来上层政治和知识精英发明了“宗教”范
畴，才使“大众宗教”成为一个至今充满政治和学术争议的整体，不再为
国家“读懂”。
实际情况远为复杂。首先，各宗教内部发生了改革，如人间佛教的
兴起、基督教神学的中国化、佛教和儒家成为国教的努力、非基督教运
动，等等。但五大宗教的全国化进程仍然十分困难，各教派也很难采取
步调一致的行动。其次，儒家地方精英曾经长期参与的地方神、祖先崇
拜等活动，由于无法成为正式宗教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权威，进一步
导致了基层社会秩序的崩解。第三，国家强分“宗教”与“迷信”，默许甚
至鼓励“反宗教运动”（ 犇狌犪狉犪 ， １９９５ ），使得正式宗教举步维艰，大众宗
教“迷信”化，反而使跨地区的救赎性宗教和综摄性宗教骤然增多（卢云
峰， ２０１０ ）。最后，国家的世俗主义承诺，使原有的国家权威失去了宗教

３．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宗教团体内部的精英分子视为一种知识精英或政治精
英，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们构成了一个可称为“宗教界”的阶层（ 犆犺犪狌 ， ２０１３ ）。
４． “救赎性宗教”由高万桑和宗树人（ 犌狅狅狊狊犪犲狉狋犪狀犱犘犪犾犿犲狉 ， ２０１１ ）提出，用来描述中国形形色
色以拯救 为 归 宿 的 宗 教 运 动。 杜 赞 奇 （ 犇狌犪狉犪 ， ２００３ ）曾 用 “救 赎 性 社 会 ”（ 狉犲犱犲犿 狆 狋犻狏犲
狊狅犮犻犲狋犻犲狊 ）来加以描述。
５． 有关“读懂”的理论论述，参见 犛犮狅狋狋 ， １９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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