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2 - 《社会》2019年第1期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的一种政治艺术。周越（ 犆犺犪狌 ， ２００６ ）对陕北黑龙大王庙的精彩研究，
揭示了庙宇重建的主 持 人如 何尽 力 靠近 国家 范畴，最终为该 庙宇获
得了道教宗教场所的合法地位。
“国家—社会”模式揭示了国家在具体社会过程中的弱势面向，但
它常常将复杂的社会互动还原为简单的二元关系，并暗示一种个体主
义基础上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个思路一方面建立在经典世俗化理论之
上，另一方面又忽视了新世俗化理论对于全球宗教复兴的重新解释（相
关讨论可参见 汲?， ２００８ ）。曹南来 （ 犆犪狅 ， ２０１１ ： ７ ）以 温州基督教 为
例，指出了“国家支配—社会抵抗”模式的弊病在于预设了一个公民社
会的存在，它“反映的常常是研究者对道德清晰度和某种陈旧政治逻辑
的关心，而不是地方信仰者的视角”。实际上，以宗教复兴为由突出民
间团体力量，进而为公民社会寻找理论依据，容易忽视本土概念所呈现
的复杂社会过程，脱不开“官方—民间”二分的传统研究路径。另一个
问题在于，此类研究往往将“政治”和“宗教”两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
型当成中国社会的现实，将国家简单地处理为一个政治体，并暗示国家
应该退出宗教领域。简单的“国家—社会”二分或“政治—宗教”二分，
并不能解释“宗教”作为一个范畴在中国历史和社会中的命运。更为突
出的问题在于，此类研究不仅将政治和宗教预设成经典世俗化理论所
规范的互相排斥关系，甚至将宗教还原成一个政治或经济过程，将宗教
复兴解释为政治或经济过程的后果。这种还原论的倾向，一方面忽视
了宗教作为一个“自成一类”的范畴在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汲?，
２００９ ： ２１ ），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实际宗教活动中那些无法用“权力关系”
或“经济理性”来解释的行动。
建立在“政治—宗教”二分基础上的研究，最近又形成了宗教复兴
理论的第 三 种 脉 络，即 运 用 宗 教 市 场 模 式 解 释 宗 教 供 求 关 系 （ 犔狌 ，
２００５ ； 犢犪狀 犵犉． ， ２００６ ）。杨凤岗（ 犢犪狀 犵犉． ， ２００６ ： １１７ ）提出，改革时代
中国的“宗教市场”可以分成“红市、灰市、黑市”三种颜色。过度限制国
家认可的宗教（即“红市”），并不能真正管住宗教，反而会改变宗教市场
的供求关系，客观上导致黑市和灰市的增长。这是因为，多数人容易接
受超自然信仰，也容易成为宗教嗜好者，所以“强力管理无法有效减少
宗教的影响，却只能将宗教组织和信徒推向黑市或者灰市，把宗教市场
变得更复杂”。杨凤岗的理论同样建立在“政治”和“宗教”两个分析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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