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3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１

教之间徘徊，更不必纠结于自己的实践是否需要固定场所、固定经文、
固定仪轨，等等。换言之，由于引入“宗教”和“迷信”等概念，正式制度
和上层精英在过去一个世纪所遭遇的一系列困境，在中国农村社会的
具体运行过程中并未困扰其宗教实践者，因此也就没有构成涂尔干意
义上的“社会事实”或者韦伯意义上的“社会行动”，所以并不具备社会
意义。农村宗教实践者是按照一套被精英阶层所忽视的模式从事宗教
活动的，正因如此，这些本土经验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化的宝库。
实际上，学界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的理论化努力一直不曾中断。
，
例如，杨庆（ 犢犪狀 犵１９６１ ）以“弥散性”宗教的概念，指出中国宗教不同
于西方“制度性”宗教的某些特征，为中国宗教的理论化研究做出了奠
基性贡献；武雅士（ 犠狅犾犳 ， １９７４ ）以“神、鬼、祖先”描述中国农民宗教世
界里的三种存在；丁荷生（ 犇犲犪狀 ， １９９８ ）以“第二政府”揭示了福建莆田
农村庙宇体系的公益作用等。
周越（ 犆犺犪狌 ， ２０１１犪 ）借用韦伯的“理想类型”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
的理论。 他 认 为，中 国 的 宗 教 文 化 中 存 在 五 种 “做 宗 教 ”（ 犱狅犻狀 犵
狉犲犾犻 犵 犻狅狀 ）的模式，即：话语／经文模式、个人修炼模式、礼仪模式、即时灵
验模式和关系模式，每种模式都与大传统有所交织。中国的宗教多元
主义并非一种基于教会和皈依的各宗教之间的竞争，而表现为不同的
仪式提供者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不同礼仪模式（ 犾犻狋狌狉 犵 犻犮犪犾犿狅犱犪犾犻狋 狔 ）之
间的竞争。而且，这一竞争模式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相对官方和主
流知识精英基于经典世俗化理论对宗教的定义，周越的这一理论更适
合解释中国社会。它容纳了儒释道等“大传统”的实践模式，又精当地
总结出草根社会的实践模式。虽然这一模式并没有按照韦伯的路径探
索各种模式之间的可能关系，而是诉诸市场竞争的原理，但这一理论却
成功地摆脱了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所共有的基督教社会学倾向，为
获得基于中国宗教经验的本土社会理论开辟了一条值得深入探索的
路径。
周越提出的五种模式几乎穷尽了中国农村宗教复兴的所有形式，
即使是“话语／经文模式”（ 狋犺犲犱犻狊犮狌狉狊犻狏犲 ／ 狊犮狉犻 狆 狋狌狉犪犾犿狅犱犪犾犻狋 狔 ）也并不难
见到。但是，将这五种模式尤其是礼仪模式归结为基于供求关系的宗
教市场关系，则是值得质疑的。正如周越所说，“所有其他模式都表现
了关系和社会性方面”，即，五种模式都体现了基于本土世界观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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