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6 - 《社会》2019年第1期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重要性，也不是要否认社会行动中存在着策略和计算，只相信和鼓吹一
种单纯自愿的无功利的动机。礼物范式只是坚持，仅凭功利的交换或
强制的分配无法建立起社会秩序所必须的团结，因为社会团结是离不
开情感和道义的（即我们中文所说的‘人情义理’）”（汲?， ２００９ ： １６ ）。
汲 ? 触 及 了 宗 教 研 究 者 一 再 面 对 却 常 常 被 还 原 论 者 一 再 忘 却 的 问
题———宗教总是与道德紧密相关。这种道德体现在那种既是自愿又是
强制的“来往”之中，如送礼与回礼之间必须有时间间隔一样，这种“来
往”中间也必须有时间间隔，构成一种源于“负债”的“集体期待”。这被
莫斯等人认为是生成社会的根本因素。宗教的一个共同特征，就在于
一种对神或超自然力量的“负债”观。正是这种心态生成了不断持续的

互往（ 狉犲犮犻 狆 狉狅犮犻狋 狔 ）———人与神的、信徒与信徒的、信徒与非信徒的。互
往之间的间隔（或曰“期待”），则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础。将宗教
还原为“政治”或者“经济”，要么去除了道德因素，要么将道德简单归结
为某种神秘的、发自个体内心的力量，这等于把这一社会整合的根本问
题“去社会化”了。回到宗教，就应该回到宗教的道德性，回到宗教的社
会性，回到礼物范式。
如何解释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礼物范式”的一个后期发展值得
借鉴。《礼物》一书中的经典案例是那个要“回到老家”的“礼物之灵”。
莫斯认为，这是解释社会契约的精彩案例，为此他明确区分了“给神的
礼物”和“给人的礼物”。围绕礼物之灵，萨林斯（ ２００９ ： １７１－２１３ ）提
出了礼物之灵中的“第三方”和“利润”问题，指出两者都是与森林中猎
物的丰殖有关的。在维纳（ 犠犲犻狀犲狉 ， １９９２ ）“不可让渡的所有物”的概念
启发下，戈德利埃（ 犌狅犱犲犾犻犲狉 ， １９９９ ）致力于破解“礼物之谜”，认为呈献的
根源在于存在不可让渡的神圣之物，而理解莫斯的“礼物范式”不能忽
视这种不动的礼物之源，即“神圣性”。在中国的各种宗教生活中，充满
了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互往模式，如“报”、“酬”、“许（愿）”、“还（愿）”、
“祈祷”、“拜”、“求”、“保佑”、“灵验”，等等。人与人的互往模式虽然更
为“实在”，但仍然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中界定的。虽然中国农村宗教实
践者未必符合大传统定义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各宗
教，甚至无法简单地将其宗教实践称为“民间信仰”，但大量的经验研究
都表明，自称佛教徒者用“讨债”、“造孽”、“报恩”等概念解释世界，自称
基督教徒者用“赎罪”、“忏悔”、“感恩”等概念解释自己的行为，类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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