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4 - 《社会》2019年第1期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往”模式，一种“报”与“偿”的关系。他的论述偏重于各模式之间的“竞
争”，而没有重视各模式所隐含的宗教实践者之间、实践者与神灵之间
的“来往”关系。这种“来往”关系，包含着一种时间间隔，即“来”和“往”
之间的非即时性。就算“即时灵验模式”，也会因为灵验本身而生成一
种神灵与信徒之间的长期来往关系。有时间间隔的“来往”背后隐含着
“信用”观念。用莫斯（ ２００２ ）有关礼物的论述分析，这样的关系是道德
性的，是社会团结的力量所在。周越用“仪式市场”解释各种宗教服务
之间的竞争关系，但是，各模式对于宗教实践者来说，也都构成了以“期
待”为核心的社会过程，使“来往”关系成为一种基于信任的、总体性的
呈献。我们甚至可以说，宗教市场模式或许只是一种对总体呈献的经
济学虚拟。“来往”的本土含义，不应该仅仅等同于基于供求关系的市
场交换，其道德性、总体性还需要更加细致的分析。这也是“做宗教”理
论有可能超越中国经验，获得比较价值的潜力所在。
如果将“做宗教”与近 ３０ 年中国农村社会的剧烈变化联系在一起，
则有可能提出更为有力的本土社会理论。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长期由
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主导，经验材料往往被还原成经济问题、政治
问题或者社会问题。因此，农村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容易被简单归结为
发展经济（致富）、地方政治的赋权（村级选举）或者社会管理问题，并将
这种解决路径上升到中国农民的核心追求。其结果是，有关农村的经
验材料常常被用来服务于学者之间的左派、右派或者中间派的意识形
态主张，并有意剔除不利于自己主张的材料。近年来，有些学者有意识
地摆脱这一死循环，用行动者使用的本土概念解释具体行动，如应星
（ ２０１１ ）提出“气”的概念。此种路径期待从过去 ３０ 年的中国社会转型
中提炼出有力的解释框架，而不是单纯套用西方社会理论对 １９ 世纪欧
洲社会转型的解释（有关论述可参见孙立平， ２００３ ；郑永年， ２０１１ ）。这
一思路虽然有经验主义的嫌疑，但无疑有助于超越宗教研究中“主张信
仰自由”和“支持宗教管理”两种不同观点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经常是学
者们自己建构的，而不是农村宗教实践者体会到的），转而从农村宗教
生活的基本机制上寻找理论资源。换言之，重新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的
宗教生活，对于乡土的重建———一种对共同体道德基础的重建———可
能产生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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