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5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１

（三）大众媒体渠道机制
贝克（ ２００４ ）认为，风险社会是一个“科学、媒体和信息的社会”，其
理论架构为大众媒体的角色预留了重要空间，强调媒体在识别和定义
风险方面的重要性。在传播信息和知识的同时，大众媒体也塑造着人
们对新技术及其风险的认识和态度。有研究显示，媒体报道对公众对
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和接受有直接的影响（姜萍， ２０１０ ）。但不同的媒体
形式作用可能不尽相同。维雷拉维拉和科斯塔方特（ 犞犻犾犲犾犾犪犞犻犾犪犪狀犱
犆狅狊狋犪犉狅狀狋 ， ２００８ ）发现，美国公众在获取转基因食品信息时，电视和报
纸杂志是最重要的渠道，互联网次之，人际网络渠道的作用很小。对中
国公众来说，在获取转基因信息时最信任的渠道是电视，其次是报纸，
互联网最低（钟甫宁、丁玉莲， ２００４ ）。我们认为，在中国，电视等传统媒
体信息经过更严格的审查筛选，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信息更“主流”和正
向，因而有助于公众产生对转基因食品的积极态度。与电视相比，互联
网等新媒体的信息内容更加多元和深入，但同时也会有更多关于转基
因的负面信息。这使互联网对公众态度的影响机制可能变得非常复
杂：一方面，使用互联网有助于公众增进对转基因技术的了解；另一方
面，过度依靠互联网又可能产生对转基因技术的消极印象。因此，我们
尝试提出以下两个“大众媒体”假设：
假设 ３１ ：观看电视节目越多的人，越容易接受转基因食品。
假设 ３２ ：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接受转基因食品，但过度依赖互联网
又可能产生相反作用。
（四）制度性信任机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复杂系统。在这种复杂系统中，社会
信任由“当面承诺”的人际间信任转变为“匿名承诺”的、对符号系统（包
括科学技术）和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这种信任模式对于复杂的社会
系统和个体“本体性安全”（ 狅狀狋狅犾狅 犵 犻犮犪犾狊犲犮狌狉犻狋 狔 ）的维持都是至关重要
的（吉登斯， ２００７ ）。然而，面对“风险社会”的挑战，这种制度性信任却面
临两难处境：一方面，个体需要这种信任应对风险和获取“本体性安
全”；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自反性”（ 狉犲犳犾犲狓犻狏犻狋 狔狅犳犿狅犱犲狉狀犻狋 狔 ）又必须以
对包括专家系统在内的制度的怀疑批判为条件，不断“消解”这种制度
性信任（赵延东， ２００７ ）。
当前对转基因食品的公共讨论就反映了这种两难处境。郭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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