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2 - 《社会》2019年第1期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

在理论模型上，这是一个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个体行动”模型（图 １
中虚框内部分）。其中，只有行动者基于个人利益得失和行动能力的计
算，没有外部结构的约束及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即便是个体用以
决策的“知识”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也是外在于模型（作为识别潜在
“消费者”的特征变量，如“知识少的”、“社会经济地位低的”）。按照风
险社会学的理论，这种“个体行动”模型是不完备的。在风险社会中，围
绕转基因技术这类“人造风险”展开的讨论是一个“知识—权力”场域
（郭于华， ２００４ ），个体对新技术的认知、判断和接受不是孤立的，而是受
到与这个场域中其他行动者互动的影响。因此，我们试图在“个体行
动”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包容性更强的“社会行动”模型（图 １ ），以纳
入这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图 １ ：风险社会中新技术接受度的“社会行动”模型

在图 １ 中，虚框内的基于“风险—收益—支付能力”考量的“个体行
动模型”仍是整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组成部分，受到行动者的知识、社
会经济地位及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里，知识和社会经
济地位不再只是识别消费者特征的变量，而是个体行动的基础：消费者
的决策可能是基于对知识（信息）的不完全掌握，并受到其社会经济地
位的制 约 （对 风 险 的 暴 露 和 接 受 是 不 平 等 分 布 的）。其 他 社 会 行 动
者———包括政府治理者、专家系统、媒体以及 犖犌犗 组织、企业、家庭和
社会网络等，通过信息、信任、说服和强制等机制对个人决策产生影响，
其本身就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图 １ 简要列出了一些“社会性要
素”及其影响机制，但社会行动模型的实际运作可能更加复杂。例如，
社会经济地位既直接影响个体的支付能力，也可能对其他行动者的各
种影响发生“调节作用”，进而间接影响个体对风险收益的感知。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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