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0 - 《社会》2019年第1期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

方面，中国政府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虽然进口转基因大豆已经占
据中国大豆市场 ８０％ 以上的份额， １ 但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在中国
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事实上，中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食品作物只有番
木瓜、番茄和甜椒三类。但在 ２００９ 年底，中国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委员会向两种转 基 因 水 稻 和一 种转 基因玉 米颁 发了“生物安全 证
书”，被认为在转基因主粮作物的商业化种植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由
于涉及每个人都关心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主粮问题，这个
举措使关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论从小范围扩展至整个社会层面。是否支
持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议题。著
名科普人方舟子和电视主持人崔永元的论战更让这场争论变得尖锐化
和戏剧化，普通公众也因为对转基因作物态度不同而分裂成对立的
两派。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这场争论具有“风险社会”（ 狉犻狊犽狊狅犮犻犲狋 狔 ）议题
的典型特征：一项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导致潜在的“人造风险”（ 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犱
狉犻狊犽 ）（吉登斯， ２０００ ）；虽然客观风险尚未在现实中实现，围绕着它却形
成了实实在在的主观的和建构的风险（ 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狏犲狉犻狊犽 ）。在某种程
度上，这种 主 观 建 构 风 险 的 重 要 性 和 现 实 性 甚 至 超 过 了 客 观 风 险
（赵延东， ２００７ ；张文霞、赵延东， ２０１１ ）。人们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和争
论就是这样一种主观风险的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利益相关
者为了塑造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而采取的种种“唤起”或“消
解”的策略，公众对政府、专家、大众媒体等“社会建制”的制度性信任
（ 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狋狉狌狊狋 ），或基于“反思性现代化”（ 狉犲犳犾犲狓犻狏犲犿狅犱犲狉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
而在相反方向上产生的对政治和科学权威性的消解（吉登斯， ２０００ ），以
及互联网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上的复杂作用，交织在一起构
成了一个“知识—权力”场域（郭于华， ２００４ ）。本文基于一项全国六城
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试图通过分析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的了解程
度、风险感知、接受程度，以及影响这种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探讨面对
一项新技术的应用时，影响公众主观风险建构的因素，尤其是知识、政
府、专家（科学家）、大众媒体，以及与其相关的制度性信任的重要性。

１． 参见：孙昌銮，“洋大豆逼停黑龙江九成榨油厂”，《北京青年报》， ２０１３－８－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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