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4 - 《社会》2014年第6期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医疗化”的形构

业权威性的医疗化。 １１ 这便形成了一个“反医疗化”的吊诡，即在民众越
是“反医师专业权威的医疗化”，愈加助长“医疗化”。因为民众认为有
效的医学才是真医学，不管它是否“正统”。在新自由主义商品多元化
的运作下，这股“反医疗化”的新社会运动使另类医疗不再被排斥，而是
逐步合法化且商品化，因此，民众就有权选用实证或另类医疗等不同医
疗服务。如此一来，病患摇身一变而成了主动的消费者。自由的个体
透过医疗商品化解决健康的问题，呈现了由下到上的“医疗化”。
总之，从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身体的责任强调与医疗化的由下而上
的建构看来，晚近的“医疗化”其实呼应了福柯所探讨的权力概念，权力
具有多种形态且渗透蔓延并非独一无二；权力是生产的，而非压迫的；
权力对主体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医疗论述在建构上对个体重要性的
强调，已使得医疗论述的要素内化至个体认知中，医疗化不再只是社会
控制的压迫形式，也是个体主动建构新认同的力量，这或可被称为常民
，
再技术化（ 犔犪 狔 狉犲狊犽犻犾犾犻狀 犵 ）的促进（ 犕狌犾狏犪狀 狔２００１ ： ５２ ）。

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的诸多演变对医疗化的影响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不仅伴随着多重演变，还衍生出诸多可能性，
也就是说它不是呆板地导致特定的“医疗化”，而是使“医疗化”呈现多
元的状况。前面已大致提及，这与新自由主义及其反抗间的博弈、新自
由主义的治理术将“权力的压抑性”转向”权力的生产性”，以及医疗新
科技的物质能力的发展有关。
关于新自由主义及其反抗间的博弈，呈现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首先，国家与市场之间并非单纯的利益结盟关系，而是在各自有其
运作的逻辑情况下产生时而共谋、时而冲突。它们的冲突在于国家和
市场会在身体管理这个领域展开竞争，如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会强调
预防为主的健康生活方式，国家为此进行大量基础设施和软件的投入；

１１． 早在新自由主义于全球推展前，反医疗化的批判已开始，发动者透过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新社会运动批判医疗体制与专业扩张，这也归功于医疗社会学界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反
省，如恩茨（ 犐犾犾犻犮犺 ， １９７５ ）与佐拉（ 犣狅犾犪 ， １９７２ ）批判技术发展与官僚化的过度膨胀是造成医疗体
制控制社会的因素。即便新自由主义推行后，这股影响仍继续进行，医疗专业一定程度透过
立法被节制，实证医疗的权威已不如过去强大。另有些反医疗化的运动也取得成果，如同性
恋原先被界定为一种需治疗的疾病，逐渐“去医疗化”而成为正常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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