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6 - 《社会》2014年第6期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医疗化”的形构

第一，虽然“反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批判药企的专利权制度
使药价订得太高而侵害某些国家的健康人权，但其实际的反对力量微
弱是因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公。著名的例子是跨国艾滋病药
物的大生产商厂控告南非政府强制降低药价，但南非政府威胁修法将
强制授权规范纳入“国内药物及相关物质控制修正案”（ 犕犲犱犻犮犻狀犲狊犪狀犱
犚犲犾犪狋犲犱犛狌犫狊狋犪狀犮犲狊犆狅狀狋狉狅犾犃犿犲狀犱犿犲狀狋犃犮狋 ）中，因而跨国药企撤销对
南非政府的诉讼。这表面上看是市场霸权的溃败，但南非政府迫于直
接贸易制裁或间接经济压力，仍放弃将强制授权纳入国内法规范（林彩
瑜， ２００４ ）。另外，当今自由贸易规范依旧偏向药企利益，很少对相关企
业应负的社会责任加以规范。许多发展国家急欲吸引跨国药企投资，提
出许多诱惑的条件，如创造宽松的人体试验环境，给予租税优惠，提供廉
价劳工等；在实际运作上，许多政府为增加经济利益，不惜与跨国厂商合
作而剥削本国劳工。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牵涉多方利益，使得新自由主义
依旧占据主导优势，在吸引外资还是与外资抗衡之间，当地政府常选择
前者，这也使反抗力量目前还无法与偏向财团的利益集团抗衡。而且，
加速药品审查流程的制度也因争取国际投资而普遍通行各国。前面所
提的欧盟的例子即是如此，为了不落后于美、日的竞争，欧盟偏向照顾药
企的利益更胜于消费者利益，这也是另一个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结构性问
题。以上的事例皆在于说明整个新自由主义结构有利于跨国药企继续
获得高利润。因此，跨国药企会继续竭力创造药品需求，生产多元的医
药商品，并随之建构各式各样的医疗论述，从而客观上继续促进医疗化。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运作方式也造成全球生物资本的结构性暴力。
过去大多数临床试验主要在学术性的医学中心进行，但新自由主义推
行后，逐渐为资本所掌控，成为一种以全球为范围，多中心协调方式的
产业部门。由于临床试验过程的高度复杂性和由此衍生的商机，不但
产生负责临床试验管理与执行的新兴部门，更使试图抢搭生物技术产
业快车的发展中国家使出浑身解数营造良好试验环境，吸引跨国药企
投资（ 犚犪 犼 犪狀 ， ２００７ ）。在药物上市审查的管制下，需透过临床试验来展
现药物的治疗效果，而临床试验需要的受试者多半在第三世界国家，这
些地方的受试者提供健康的风险劳动，但在医药试验成功后仍继续处
在疾病的缠扰中，且不能保证享有取得药物的权利，如此呈现出全球生
物资本的结构性暴力（ 犚犪 犼 犪狀 ， ２００７ ）。

· １ ８ 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