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6 - 《社会》2014年第6期

价值的科学

建构的话，我们只能以理想类型的形式，借助概念的清晰去把握那些观
念自身”。理解不同历史时代和文化的价值，不能诉诸普遍规律，也不
能依靠直接的“感觉”和“移情”。前者过于抽象和形式，后者又过于具
体和感性。基于经验材料，运用理性构建起来的“理想类型”才是合理
的中介。
在韦伯看来，研究者建构理想类型，要从经验材料中拣选出构成它
的种种要素，但这样的拣选和构造，决不意味着任意，相反，它是由研究
者自身“受价值观念（ 狏犪犾狌犲犻犱犲犪 ）制约的兴趣（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 ）”决定的。研究
者意识到某些材料和要素“重要”和“有价值”，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将它
们挑选出来。研究者自己的价值观念，强烈影响着研究者理想类型的
构造：
文化的概念是一个价值概念（ 狏犪犾狌犲犮狅狀犮犲 狆 狋 ）。经验现实
对于我们是“文化”，是因为并且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将
它与价值观念关联起来；它包括并且只包括那些因为那种关
联而对我们有意义的现实的要素。我们在某个时间所观察到
的个体性的现实，只有一小部分被我们受价值观念制约的兴
趣涂上了色彩，只有那一部分对我们才具有意义；它之所以具
有意义，是因为它基于与价值观念联系而产生的某种关联，对
我们来说是重要的。（韦伯， １９９９ ： １８ ； 犠犲犫犲狉 ， ２０１２ ： １１６ ）
我们对 犃 现象感兴趣而对 犅 现象不感兴趣，背后有着认为某种文化
现象重要的价值视角。如果转换关心的视角，或许恰恰会对 犅 现象感兴
趣。价值观念 对 研 究 的 影 响不 同于价 值判 断，本 身 不 意 味 着“对”或
“错”，而是一种兴趣的视角。研究者不能摆脱自己的视角，“纯粹客观”
地研究历史和社会。恰恰相反，只有带着自己的价值视角，才能看到重
要的问题：“始终具有个体性的生活的现实，在特定的方面对我们来说是
重要的，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文化事件的知识才是可以设想的”（韦伯，
１９９９ ： ２１ ； 犠犲犫犲狉 ， ２０１２ ： １１９ ）。《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是经典著作，不在
于它本身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材料，或作者有多么深厚的汉学基础，而是
因为它提出了极具价值的问题，作者的价值关切，使得中国文明传统中
包含的从这个角度看有价值的成分显露出来。研究同一时期和事件的
著作，之所以有经典和平庸之别，原因往往不在于材料的多寡、论证逻辑
是否绝对严密，而在于作者提出的问题，他理解这个问题的洞察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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