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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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５
如前所述，刑法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更有效的新权力结构、新权
力政治经济学和新权力技术，但削弱、限制或取消王权是不可能完全实
现这一点的。由古典派针对刑罚任意性和残暴性所推动的人道化运
动，却使犯罪运动愈演愈烈。《规训与惩罚》特别指出，在 １８ 世纪后半
期，原来主要针对君王高度集权和暴虐专制的民众争取权利的非法活
动，不但转变为伤害农民、小农场主和手工业者等普通人的攫取财物活
动，还因为刑罚的相对宽松而愈演愈烈，“偷窃大有取代走私和武装抗
税之势”。另外，诸如畸形人、精神病患者和疯癫等生理、心理异常的特
殊群体违法犯罪活动也日益增多，费尔巴哈为此编写了两卷本的《异常
刑事犯罪案件大观》。古典学派的刑罚理论对此不但无能为力，反而有
包庇和助推的作用。刑法改革必须进一步推进，福柯（ ２０１２ ： ８９ 、 ９４ 、 ９７ ）
为此说：“刑法改革产生于反对君主的至上权力的斗争与反对司空见惯
的非法活动的地下权力（ 犻狀犳狉犪 狆 狅狑犲狉 ）的斗争的汇合处。”后者要求“权
力应该分布在能够在任何地方运作的性质相同的电路中，以连贯的方
式，直至作用于社会体的最小粒子”，而这正是近代学派的重任。
近代学派认为，要想真正有效地保卫社会，就必须增添并推重古典
学派所没有的“加罗法洛（ 犌犪狉狅犳犪犾狅 ）原则”，即，不仅关注罪行和惩罚，更
应关注罪犯（知道是什么人犯罪）。更确切地说，就是要知道什么人倾
向于和更容易去犯罪。因为有些人是“天生的罪犯”，所以，不但要惩罚
已犯下罪行的犯罪分子，更要重点关注对社会危险很大的潜在犯罪分
子。按照稍晚于李斯特的著名文学大师穆塞（ 犚狅犫犲狉狋犕狌狊犻犾 ）对实证主
义法学的评述，后者“只能根据他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危险程度来加以
考虑。……一个人对社会越危险就越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根据
令人信服的逻辑推理，还可以进一步说：表面上根本无罪的罪犯，也就
是说，这些精神错乱或道德上有缺陷的人，这些由于其本性而无法感受
到惩罚的纠正性影响的人，必须受到最严厉的刑罚”（转引自帕斯奎努，
２００１ ： ４９４－４９５ ）。这就意味着，惩罚权关注的重心是从那些特定的畸
形人（国王是第一个法律畸形，罪犯是另一种形式的国王）到更为常见
的畸形人和异常者（从生理畸形到道德畸形、心理畸形），如阴阳人（两
性人）、性瘾者、疯癫、精神病，以及乞丐、流浪汉、游手好闲的人、浪荡
子，等等。福柯（ ２０１２ ： ９７－９８ ）特意引用一位改革者———奥尔良低级法
院的法官勒特罗涅关于流浪问题的备忘录来说明这一点。该法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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