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0 - 《社会》2014年第5期

“必须保卫社会”与国家种族主义

（福柯， ２０１０犫 ： ７５－７６ ）。把君王视为破坏社会契约的整个社会首要之
敌人实际上始于刑事古典学派，当后继的近代学派开始明确提出保卫
社会理论时，反对君主亦是其基始要义，由此才能理解福柯（ ２０１０犪 ： ４６ ）
“必须保卫社会”所谓“开始时的基本表达”，即，“我们必须保卫自己对
抗我们的敌人，因为国家机关、法律和权力结构不仅不保护我们对付敌
人，反而是被敌人用来追逐我们、奴役我们的工具。”这里的“我们的敌
人”明显是指君主或国王，国家机关、法律和权力结构都掌握在他们手
中，成为维系其暴力存在与法外特权的工具，也是奴役社会和民众的工
具。显然，保卫社会首要的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反对君王。不过，诚如
吉登斯（ １９９８犫 ： １８ ）所言，“国家”有时是指政府机构或权力机器，在这个意
义上讲，反对君王理应蕴含着反对国家（机构）的意思，但不应据此将“保
卫社会”理解为自由主义信条意义上的保卫社会自治以抗衡国家。
不能这样理解的更重要缘由是，在刑事古典学派那里，除君王这个
首要敌人外，社会的敌人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罪犯，因为“任何一种犯罪
都侵犯了整个社会”，罪 犯 “破 坏了 契约，因 此他是 整个社 会的敌人”
（ 福柯， ２０１２ ： ９９ ）。因此，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经常得
以阐明，即罪犯与暴君之间在本质上的同源关系，“因为犯罪是某种违
约，把个人利益的确认和条件与其他所有人对立起来，你们看到，犯罪
主要是属于权力滥用的范畴。罪犯以某种方式总是一个小小的专制君
主，他像在专 制 君 主 制 中 一 样，在 其自 己的层 面上，抬 高 他 的 个 人 利
益。”他们都处于法律“之上”和“之外”。福柯（ ２０１０犫 ： ７４ ）专门引述著名
改革派杜勃尔（ 犇狌 狆 狅狉狋 ） １７９０ 年在讨论新刑法典时说的一段话来点题：
“ 专制君主和坏蛋两者都扰乱了公共秩序。在我眼中，一个专横的命令
和一次谋杀是相等的犯罪”。因此，“犯罪使个人处于整个社会对立面：
为了惩罚他，社会有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他”（福柯， ２０１２ ： ９９ ）。固然
不应该再像君权至上时代那样推行各种惨无人道和惨绝人寰的酷刑，
但进行一定的刑罚却是必要的，包括死刑，因为这些惩罚是为了打击敌
人、消除社会危险和威胁而进行的。费尔巴哈明确地说，惩罚存在的理
由在于有必要转移威胁社会生活的危险（帕斯奎努， ２００１ ： ５０３ ），惩罚，
特别是刑罚的性质因此发生了根本转变。因为在古代王权至上的时
代，“罪行是，但不仅仅是，对其他人故意造成的损害。它也不仅仅是对
整个社会利益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罪行之所以是罪行，是因为通过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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