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5 - 《社会》2014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５

（ 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狏犻狊犿 ）之间的 分 野 （ 犚狅犫犲狉狋狊 ， ２００２ ： ７ ）。最 简 单 的 实 在 论 认
为，存在着某种关于客观事实的知识，这是个人经历的经验基础与物质
基础，个人故事反映了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在实在论者看来，传记研究
倾向于一种“建构论的”或“叙事论的”立场，依赖于“文本”，是对“互文
性”（ 犻狀狋犲狉狋犲狓狋狌犪犾犻狋 狔 ）与多重“声音／表达”的分析，最终是从事实观念中
退却———这是以语言和符号的循环方式，用阐释来满足阐释。对另一
极的建构主义者而言，认为生活故事反映了事实或经验真相的观点既
是简约化的也是错误的构想，故事并不是简单的经验指涉。事实上，所
有被研 究 对 象 的 “故 事 ”以 及 研 究 者 的 诠 释，都 是 通 过 叙 事 惯 例
（ 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 ）来形成的。“以某种更具后现代主义的风格来看，它应更
多关注故事的不连续性与模糊性，而不是仅仅考察一个故事及听众简
单的接受性”（ 犚狅犫犲狉狋狊 ， ２００２ ： ９ ）。理查德森（ 犚犻犮犺犪狉犱狊狅狀 ， １９９０ ）认为，针
对文本的诠释是不同的，把关注的焦点从记录的故事与田野注脚转到
研究的写作过程上，即是呈现一种“客观事实”，因而叙事结构与修辞手
法也成为建构文本的资源。
当然，这种分立并非绝对。在罗伯茨（ 犚狅犫犲狉狋狊 ， ２００２ ： ８ ）看来，传记
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忠诚于“实在
论”或“建构论”的任何一方。一方面，物质世界及嵌入其中的制度、核
心结构与可见的物质事实，必然包括个人生存的基础。生活故事通常
指“真实的”事件与经验———并且讲述者往往是事件发生的唯一见证
者，但他们的解释往往会与其他书面的、视觉的或口述的解释相互印
证。然而，如何看待与选择这些事件并将其置于对个人生活的理解之
中，就需要进行一定的分析。另一方面，建构论的视角有助于分析被研
究对象如何形成讲述自己在特定事件中的经历———“事实”如何通过解
释形成。因此，要摆脱实在论与建构论的困境，就要承认个人的故事或
解释是至关重要的，只是获得的方式以及利用的方式不同，方法论与理
，
论目的也各不相同。阿特金森与科菲（ 犃狋犽犻狀狊狅狀犪狀犱犆狅犳犳犲 狔１９９５ ： ５５ ）
也认为，必须认识到文本实践中反思性的重要以及对书写和阅读惯例
的依赖，但反对简单的实证论与实在论假设并不意味着导向“虚无主
义”（ 狀犻犺犻犾犻狊犿 ）的文本学方法。书写惯例需要遵循，但也要传达出他人
生活的不同。“为获得对于个人生活的洞察，或许应该反思更大社会的
文化意义，而不是考虑方法论的与理论的假设的差异”（ 犕犻犾犾犲狉 ， ２０００ ： 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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