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7 - 《社会》2014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５

么（ 狑犺犪狋 ）。
至于布尔迪厄谈到的选择性叙事，即便是对布尔迪厄“传记幻觉”
论保持高度自觉的勒高夫（ 犑犪犮 狇 狌犲狊犔犲犌狅犳犳 ），在其煌煌巨著《圣路易》
（ 犛犪犻狀狋犔狅狌犻狊 ）一书中，虽竭力表现圣路易在童年以后的生涯中有过的
种种偶然、犹豫与关键时刻，但也不得不“只选取了某几个重要的事件，
这些重要事件要求他（指圣路易）作出抉择，并对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
了重大影响”（勒高夫， ２００２ ： １６ ）。追求生活的全知性，就会走向另一种
不可知论。威尔逊（ 犠犻犾狊狅狀 ， １９８８ ）在撰写自传时，充分意识到自己对于
社会世界的主观认识或许是源于对特定事件的选择，但他同时认为，这
并不必然意味着从中“得出的关系不正确”。
事实上，布尔迪厄本人的立场也并非始终如一。他早期在阿尔及
利亚及法国西南部贝阿恩地区进行的田野研究，采用的是民族志的研
究方法；中期对于法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和法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学分析，
基本上都采用了最先进的定量研究方法；而在晚期他似乎又折回到最
初的立场，对 于 传 记 叙 事 也 不 再抱 持决 绝的态 度。在《世界的 重负》
（ 犜犺犲犠犲犻 犵 犺狋狅 犳 狋犺犲犠狅狉犾犱 ）中，他重新看待了访谈的重要性及其在社
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品质。该书采用传记式访谈，让每一位被访谈对
象叙述一种特定的苦难，自供证言并作自我分析。每一章的标题都取
自于访谈，并就相关访谈的背景与实施情况、访谈者的叙述进行了忠实
而完整的转录。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自我分析纲要》（ 犈狊 狇 狌犻狊狊犲
狆 狅狌狉狌狀犲犃狌狋狅犃狀犪犾 狔 狊犲 ）中，虽然布尔迪厄（ ２０１２ ）仍特意强调：“此非
传记”，并确确实实为自己的社会学设定了一个传记限制，以便尽可能
地进行自我反思，但该书仍具有明显的传记性特征，尤其是该书的第四
部分，俨然是动情的生命写实。
当然，我们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布尔迪厄所谓的传记幻觉，记得在
一种叙事之外存在的另一种甚至多重可能性，对具有社会学相关性的
过去的体验尽可能清楚、精确、谨慎和明智地予以理解。传记研究者也
有必要弄清楚自传中存在的假想的艺术创造、自我创造甚至捏造之处，
不论它们是有 目 的 的 还 是 无目 的的，有 意识的 还是 无 意 识 的。默 顿
（ 犕犲狉狋狅狀 ， １９８８ ）说得对，简短的解释必定浓缩进非常小的空间之内，但
能否具有一双细心的社会学之眼，看懂字里行间说了什么才是关键所
在，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有所理解，并在阅读时将自我的理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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