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1 - 《社会》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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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５
问题的各种表现形式。在实际中，社会学家会自觉不自觉地倒向其中
一方。总体上看，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实证主义。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理论获得了短暂的大
一统局面。随后的 ６０ 年代一直到 ８０ 年代，从经典社会学理论中孕育
出来的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功能主义理论进
行了反击。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学的繁荣，但由于人为的
限制或障碍，二元对立的鸿沟进一步加大。当然，试图综合、跨越或超
越二元论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止。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
交往沟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即是其中的
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也是一种综合，只不过是
用一元论代替二元论。当然，理论建构是一回事，能否完全做到理论自
觉就很难说了，比如布尔迪厄本人在具体的研究中，就因受实证主义影
响而呈现出客观主义的姿态。
现在，再次回到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在他看来，想像力既要
处理社会结构的问题，也必须要关注个体，注重个人之经历、个性之形
成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换句话说，社会学的想像力“涵盖了
从最乏个性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们自我最个性化的方面，并观察
二者间的联系”，其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知道，“自己的生活模式与世界历
史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照此看来，这正是沟通了个人与社会、
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论。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
所富有的传记意味，他写作该书的热情就受到他传记背景的驱使，而该
书之所以获得长期的声誉，部分也是由于米尔斯将传记和社会学的联
结变成《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一个核心关怀。在米尔斯看来，正是社会
学与传记的关系，使得社会学变得与众不同，社会学本身就应具有传记
性（布鲁尔， ２００９ ）。
我们先从这种取向对“个人的救赎”开始谈起。我们似乎不应该忘
记米尔斯的坚持，除非社会学在传记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否则它不能也
无法在结构的水平上起作用。如果我们认同社会学的核心要义之一是
在社会与文化的背景下理解个人，那么传记取向则有助于实现这一过
程（ 犆狅犳犳犲 狔２００４ ： １４１ ）。社会学的传记取向，本身就是对以实证主义为
，
主导的社会研究忽略个人 ／个体的一种纠偏。
早在 １９４４ 年，斯芒诺勒维兹（ 犆狅狀狊狋犪狀狋犻狀犛 狔 犿狅狀狅犾犲狑犻犮狕 ）在研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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