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8 - 《社会》2014年第5期

社会学的传记取向：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渐收缩“势力范围”。
贝克尔认为，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社会学家已过于强调“精确
性”与“专业化”了。实证主义与定量研究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痴迷于
“科学方法”与在研究中发现客观“真相”。帕森斯著作的影响尤为巨大
（ 犕犲狉狉犻犾犾犪狀犱犠犲狊狋 ， ２００９ ： ２７ ）。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帕森斯声称自
己提出了所谓的“分析的实在论”（ 犪狀犪犾 狔 狋犻犮犪犾狉犲犪犾犻狊犿 ），但在本质上，他
仍然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依然强调理论要以客观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为
依据，强调科学命题的主要内容是发现事实及事实之间的关系；其科学
进步观与实证主义的科学进步观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谢立中，

２０１０ ）。因 此，“个 人 的 ‘个 性 ’（ 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犻狋 狔 ）与 人 类 意 义 （ 犺狌犿犪狀
犿犲犪狀犻狀 犵 狊 ）的多样性要么受到忽略，要么就沦为次要的关注点或者残
余”（ 犚狅犫犲狉狋狊 ， ２００２ ： ４ ）。
当然，仍有少数社会学家努力抵制社会科学研究中否认人的主体
性、价值与能动性的企图，质疑主流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也包括效仿
量化研究追求客观性目标的质性研究）在获得社会知识方面的优势。
芝加哥学派内部由米德开创的符号互动论，在方法上仍坚持使用生活
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观察的质性研究
路径，只是风光不再。相较于芝加哥学派，米尔斯的著作，尤其是《社会
学的想像力》，从另一个角度成为日后社会学传记取向和传记社会学的
理论参照与典范。事实上，就《社会学的想像力》而言，它本身就有着一
个强烈的传记背景（ 犫犻狅 犵 狉犪 狆 犺犻犮犪犾犮狅狀狋犲狓狋 ）（参见布鲁尔， ２００９ ）。我们在
下一节就将看到，传记社会学家是如何在米尔斯的知识遗产上进行概
念架设，后文也会一再地回到米尔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社会学界开始再度关注芝加哥学派的工
作，用罗森塔尔的话来说，这其中带来了解释性传记研究的一次“真正
的繁荣”。德国社会学家科利（ 犕犪狉狋犻狀犓狅犺犾犻 ） １９７８ 年出版了第一本传
记研究 的 文 集 犛狅狕犻狅犾狅 犵 犻犲犱犲狊犔犲犫犲狀狊犾犪狌 犳 狊 。 法 国 学 者 伯 陶 （ 犇犪狀犻犲犾
犅犲狉狋犪狌狓 ） １９７８ 年在国际社会学会中发起成立了“传记与社会”特别小
组， １９８４ 年成立研究分会，并于 １９８１ 年编辑出版文集 犅犻狅 犵 狉犪 狆 犺 狔犪狀犱
犛狅犮犻犲狋 狔 。英国学者普拉默于 １９８３ 年出版著作 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狊狅 犳犔犻 犳 犲 ，美国
学者邓津（ 犖狅狉犿犪狀犓．犇犲狀狕犻狀 ）也于 １９８９ 年出版 犐狀狋犲狉 狆 狉犲狋犻狏犲犅犻狅 犵 狉犪 狆 犺 狔
一书。 １９９３ 年，英国社会学会会刊 犛狅犮犻狅犾狅 犵狔 出版专辑，探讨社会学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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