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2 - 《社会》2014年第5期

“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要打官司，同样需要进行类似于“甩干”的操作，以符合司法机器运转的
要求。因而，“甩干”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尽管这其中存在着“甩干”的有
无、多少、强弱等差异。但一旦问题发生在中国乡村（尤其是被现代化
侵入程度较小的地域），其便有了不同的意义。在可以作为形式法治典
范的美国，社会已充分分化，人们的关系已充分理性化，法律成为建构
社会关系的基础性要素，诉讼活动与现实生活不会有过大的落差。但
在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熟人社会中，伦理、习惯等仍然是支配人们的
主要力量，法律只是蛰伏于后，以应对人际关系失衡的极端状态。一般
来说，诉讼只是对当事人原有生活方式的一种扰动，在诉讼后，他们还
要回复原有的生活状态。在韦伯提出的关于法律的四个理想型中，或
许中国农民所秉承的往往是一种实质不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混合体，从
而与司法制度的形式化要求格格不入。“无知之幕”于司法运作中也更
具现实性和情境性：它的背后是一整套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即个人是道
德原则选择的 原 点 和 核 心。但在 中国 乡村 这种礼 俗 和 熟 人 社 会 里，
罗尔斯计划用“无知之幕”遮蔽的内容，恰恰是村民们生活的根本，反而
是需要不断彰显的内容。在乡村社会中，司法的制度构建既已完成，对
形式理性的要求就不能不顾及。比如，近几年，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不
断收缩、撤并，以与乡村社会保持距离。其初衷，除了基于对交通、通讯
等成本方面的考虑外，更多的是为了摆脱乡镇政府的影响，树立司法独
立的形象。这最终导致了一种悬浮式的乡村司法体制的形成，司法机
构与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定的区隔。
在这种情况下，“甩干”机制就成为一种勉为其难又不可或缺的装
置。中国的司法并不具备终极性的权力，以其有限的司法能力和司法
资源，它实际上无法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也不可能闸
门大开，任由当事人启动司法程序。在乡村社会中，对于道德性、情感
性、意气性的且无法化约为法律问题的纠纷，由于已超出其职能范围，
客观上也需要一种前置程序加以过滤。另外，司法本身也有一种“形式
化”的内在冲动，以捍卫其自身的价值与地位。于是，乡村司法体制尽
管是悬浮的，但它又有一定“磁性”，并将符合要求、具有一定“磁性”的
法律案件吸附过来。由于“甩干”机制主要在诉讼程序开始前非公开、
非正式发挥作用，这就可以避免未经“甩干”的案件在进入诉讼程序后
可能导致的冲突与碰撞。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甩干”机制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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