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4 - 《社会》2014年第5期

“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个要求，当事人欲寻求司法救济，则必须弄清楚自己是不是真正的直接
利害关系人、谁是真正的被告、案件事实是怎样的、该提出什么样的诉
讼请求、诉讼理由有哪些、属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以及归哪个法院管辖
等。由于中国《民事诉讼法》将诉讼要件等同于起诉条件，并将起诉条
件作为是否立案受理（即诉讼程序开始）的标准，这就导致了在尚未开
始诉讼程序时，便对一系列的实体问题进行审查。而对其他大多数国
家来说，在其法条表述和诉讼理论中几乎没有关于所谓“起诉条件”的
表述和议论，从法理上说，这些本当属于诉讼开始以后才能审理的内
容。所以，审判程序并不因当事人行使诉权之一的起诉权而开启，当事
人的起诉也并不必然产生诉讼系属的效果， ７ 这中间要经由一种类似
于“甩干”机制的作用来打通诉讼的通道。
在这些条件中，对案件事实的建构是关键性的一环，而这往往要依
赖标志性事件的出现———这是司法程序得以启动和运行的必备条件。
然而，生活中更多的是琐事而不是事件，即便是一桩微不足道的琐事，也
是那个生活场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诸多琐事构成了一个有机
联系、相互依赖且密不可分的整体，我们如何对其进行拆解，又以何种理
由赋予某一起或数起琐事而不是其他部分以法律上的意义？正是由于
“甩干”机制的存在，这就变得相对简单了。“李高之争”首先是作为一个
道德事件（或生活事件）展开的，它的标的也很明确：李涛要让步及如何
让步，高艳要下台阶及如何下台阶，以便在中国式的常情常理中消弭冲
突。因此，不能机械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男尊女卑”等男权主义习惯
的刻板描述。由于在传统社会中，个体并非独立的行动单位，对个体交
涉乃至纠纷处理还要看到其背后家庭、家族的隐性力量，即使在冲突与
纠纷过程中，家庭与家族的力量并没有实际使用。同时，由于整体上“男
尊女卑”之类的男权主义文化的存在，民间自然也形成了一系列对其的
平衡、制约机制，以防范男权主义对女性的过度压制。“回娘家”即是其
中一种，它意味着女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舆论与文化亦赋予“回娘
家”以道德正确的意味。 ８ 在“李高之争”中，高艳在冲突后回了娘家（先去
的是其姐姐家，即广义的娘家），但由于高母咄咄逼人、李涛具有一定法

７． 当然，法院的立案审查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内容，它还受中国的政治制度、司法体制、审判资源
等诸多“隐性”因素的影响，参见张卫平， ２００９ 。
８． 李霞（ ２０１０ ）对此曾有过有趣的研究和精彩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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