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2014年第5期

“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姻登记证明一份、被告提交的结婚证两份，均予以证实。
调解书所载达成的调解协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
成如下协议：
一、原告李涛提出离婚，被告高艳同意离婚，依法应准予
离婚；
二、原、被告之女李悦由原告抚养，原告自愿放弃抚养费，
待孩子成年后随父随母由其自择；
三、被告婚前财产———单人沙发两个、茶几一个、梳妆台
一个、衣架一个、衣柜一组、被子一床归被告所有，原告应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前将上述财产过付给被告。
四、被告高艳自愿放弃其他财产，原、被告双方今后别无
其他牵扯。
案件受理费 １５０ 元由原告李涛承担。双方当事人一致同
意在本协议书上签字或按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上述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上述所呈现的作为诉讼文本的“李高之争”与作为实体事件的“李
高之争”具有截然不同的面相。“文本”所体现出的法律装订术和剪裁
术令人惊叹：情节简略、人物蒸发，特别是曾几何时作为“李高之争”关
键人物的高母被排除在这个文本之外———如果对事件不了解的话，我
们会误以为这是另外一起案件。在起诉状中，李涛（及其代理人）按照
法律格式对他们的争议所做的叙述仅寥寥数语：“由于经别人介绍认
识，婚前无感情基础，婚后感情一般，经常吵架。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吵
架后被告回娘家，至今未归”。而调解书所列的被告婚前财产和原被告
双方婚后无共同债权债务，则是由法院唯一查明的内容。诚如赵晓力
（ １９９７ ： ５３８ ）所言，“法律就是在案卷制作、整理、装订等等这样的琐事中
完成了它的想象的统一性，它对生活的想象的覆盖和穿透，发现了自身
被实施、被拓扑的证据。法律对案件程序、实体、证据的合法性要求，最
终落实为案卷制作的合法性要求，因为这些要求实现的证据还要到卷
宗中去寻找。”简而言之，“李高之争”的法律文本就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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