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1 - 《社会》2014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５

在过去的 ２０ 年里，“临界规模”理论在政治家、媒体和政府组织中
得到广泛认可，被看成是将更多女性带入权力体系的合法原因。对经
济领域的研究也表明，企业管理层性别多样化对员工态度和行为具有
积极影响。对北京和上海两所高校的在职 犕犅犃 学员和北京、浙江、湖
北、山西等地的 １４ 家企业的员工进行的调研发现，高管团队性别多样
化（男女比例均衡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员工在职位晋升中的“玻
璃天花板”知觉（赵慧军， ２０１１ ： ７３－７５ ）。
但是，也有研究对临界规模这一概念表示怀疑。例如，当女性形成
，
一个相对小的少数群体时，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变化（ 犆狉狅狑犾犲 狔２００４ ）；
女性比例的增加实际上降低了女性立法者个体代表女性群体的可能性
（ 犆犪狉狉狅犾犾 ， ２０１１ ）；对临界规模的乐观看法忽视了女性人数的增加也可能
导致内部分化（ 犆犺犻犾犱狊犪狀犱犓狉狅狅犽 ， ２００８ ： ７２５－７３６ ）；在能否出台女性友
好的政策方面，制度环境（如选举体系等）可能比决策层女性比例更重
，
，
要（ 犇犪犺犾犲狉狌 狆２００６ ； 犜狉犲犿犫犾犪 狔２００６ ）。这些发现导致一些人质疑“临界
规模”理 论 的 效 果 和 意 义，甚 至 倡 导 放 弃 这 一 概 念 （ 犛犪狑犲狉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６ ； 犆犺犻犾犱狊犪狀犱犓狉狅狅犽 ，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
这些争议表明，尽管配额制在不同国家和在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
得到应用和倡导，但对临界规模理论的适用性仍未达成共识。“临界规
模”是自然科学中的概念，将其应用于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固然有启发
性，但要得到社会科学领域和决策者的普遍认可，还需要经过反复地实
证检验。遗憾的是，上述争议均非建立在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基础上。
在中国，对临界规模理论的“应然”论证较多，对“实然”与“何然”层面的
回应较少；实践多，反思少，这使配额制的推广遭到质疑。对包括妇女
运动在内的社会运动而言，对临界规模理论加以验证，澄清认识，并与
国际研究进行对话有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不仅通过对大样本实证数据的分析回应有关临界规模理论
的争议，还力图辨析该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这包括将对临界规模理论
的验证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和研究三个主要领域，以及扩展
到体制内外这一中国的特殊情境。我们假设，对处于不同领域和不同
体制身份的组织来说，临界规模对减少组织中的性别歧视现象都有影
响，但在程度上存在差异。
之所以划分三个领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要扩展现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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