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0 - 《社会》2014年第5期

女领导的临界规模与组织性别歧视现象

主义甚至是反女权主义的观点，从而巩固自身的权力位置；其次，（作为
符号的）少数派为交换利益和特权，可能在自身行为受到歧视性质疑时
进行防护，更加远离自己的社会类别（如“铁娘子”的作法）；最后，作为
符号的少数派往往只是管理上政治正确的保护罩，而非意在为女性（或
少数群体）代言。
这些后果归根结底是由她们的符号地位决定。但是，当她们的数
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形成临界规模，改变为倾斜群体甚至平衡
群体，情况就会发生有利于少数族群的变化。德鲁普（ 犇犪犺犾犲狉狌 狆１９８８ ：
，
２８０ ）指出：“当少数群体占据 １５％ 到 ４０％ 时，就变得强大到足以影响群
体文化，少数族群成员之间的联盟变得可能。”而 １５－４０％ 正是坎特所
定义的从倾斜群体（ ８５∶１５ ）到平衡群体（ ６０∶４０ ）之间的所有范围。随着
女性数量上升到 １５－４０％ ，形成支持性联盟的机会也就大增。此外，
她将 ３０％ 确定为可将北欧政治体系中妇女的影响测量出来的关键点
，
（ 犇犪犺犾犲狉狌 狆１９８８ ： ２７６－２９６ ）。
形成临界量的少数群体不仅能对抗坎特所说的困境，而且其社会
同质性有利于在她们之间达成共识。组织机构经常表现出社会同质性
再生产（ 犺狅犿狅狊狅犮犻犪犾狉犲 狆 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或社会相似性复制）的特征，也就是
类似于“惺惺相惜”（ 犔犻 狆 犿犪狀犅犾狌犿犲狀 ， １９７６ ）。坎 特（ 犓犪狀狋犲狉 ， １９７７犫 ）将
这一概念定义为公司经理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具有社会相似性的人加
以雇佣和提升的遴选过程。经理们更愿意与那些和自己相似的、“合群
的”员工相处。同质性再生产是系统性和累积性成见的结果（ 犇狉犲狊狊犲犾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３ ）。有研究对此的解释是，同一个社会类别的成员在有关本
群体 利 益 的 议 题 关 注 与 沟 通———即 意 愿 和 能 力 两 方 面 具 有 优 势
（ 犕犪狀狊犫狉犻犱 犵 犲 ， ２００５ ）。
现在，临界值或临界规模的概念逐渐延伸到各种类型的未得到充
分代表的群体，成为妇女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推动配额制的理论依据，
用以解释为何女性进入政治体系后并不一定代表女性，以及妇女（或其
他任何未能得到有效代表的群体成员）的数量需要增加到足够的程度
以对抗出于政治正确而装点门面的表面文章做法（可称为“符号主义”，
狋狅犽犲狀犻狊犿 ）。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倡导者据此建议，社会政策在理解少
数族群的行为来源、压力原因和现状改变可能性等方面时应当考虑比
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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