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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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组复调也完整地包含在《爱弥儿》一书中。一端是法律，一端是自然人，
它们如何才能汇合连接在一起？这决不能依赖于抽象的原则或任何强
制性的措施，而需要基于自然的教育。
卢梭对彼得大帝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对霍布斯的批评。
根据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彼得在军事、法律和经济改革上的丰功伟绩必
然够得上贤君的标准，俄罗斯的政治功业也堪称利维坦的楷模。但霍
布斯却误将文明社会的堕落状态视为理论前提，即自然状态。霍布斯
没有认识到，社会并非政治法的产物，而是先于其存在。社会是“一种
自成一类的存在”（涂尔干， ２００６ ： ７２－７３ ），决定着法律。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涂尔干认为卢梭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如果一味地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去理解卢梭，就容易把他的思想
简单化、片面化。同时，若依据这样的理解来反观现实，又容易将现实
简单化和教条化，像彼得一样看不到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
立法者与公民教育之间的复调结构。
值得重视的是，卢梭思想中最先为国人接触并接受的乃是其民权
政体的思想。不少有志之士受其思想感召，“心志为之一变”，力主改革
政府法度，甚至革命（夏良才， ２００９ ）。与此同时，彼得大帝亦被近代国
人视作变法强国的典范。虽然近代史上，关于国家未来的设计有“共
和”与“君主立宪”之争，但它们却具有共同的学理基础，即通过革新法
度，更张政治关系，并引入新的文化来塑造国民经济以及新的国民。也
就是说，在近代士人的眼中，卢梭与彼得大帝之间有着根本的一致性，
只不过一个为变法提供知识理论基础，另一个为变法提供实践和经验
的模范。可以说，对卢梭的这种片面理解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甚至形
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如此理解的另一个结果便是将其思想视为宣扬
专制的毒药。尽管卢梭（ ２００３犪 ： １０８－１１２ ）一再声称自己是专制政治的
批评者，但很多学者仍然认为，卢梭的思想中具有集权和专制主义的实
质，应该为法国大革命中的专制政治和其思想所及国度的专制政治负
责（托多罗夫， ２０１２ ： １１７ ）。
在上述语境中，卢梭所获得的赞誉和批判其实都偏离了他自身。
当批评者一再要求思想（知识）为现实灾难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预设
了一个基本前提：现实社会会对“知识”自然屈服。但他们忽视了一个
问题：知识应该如何对社会和道德发生作用，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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