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2 - 《社会》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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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与公民的复调
邦灵魂结构的外在形式（亚里士多德， １９６５ ），对政治生活不再具有最根
本的决定性意义。政府形式下降为人民与臣民之间的比例中项，它应
当是主权意志的执行者。政府的产生源自于人民的授权，因此，人民与
公民先于政府而存在。由此，卢梭逆转了亚里士多德“人是城邦动物”
的命题：不是城邦塑造公民（与人民），而是人民或公民选择政府。走出
自然状态的人之所以要进入政治社会，其目的只是为了重获自由，这正
是原始契约的要义。因此，无论在何种政府形式下，人民都不能让政府
意志凌驾于普遍意志之上，绝不能让君主的特殊意志危害自由。但是，
人民绝非一个抽象而纯粹的形式，而是现实的存在：她要在土地上耕
耘，要与自然的必然性发生关系；她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数量与品质；
她具有自己的情感状态以及对是非好恶的判断。亦即，每一个民族都
具有自己的道德与民情。因此，在政制设计、政策制定等政治事务的考
量中，立法者和君主就不能仅仅诉诸抽象的权利原则，而要面对人民的
本质与现实，要考虑“政治体” １ 或社会的自然与现实。
既然人民在逻辑上先于政体，那么，使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就先
于任何政府原理或政治法。亦即，由自然人到公民的成长历程独立于
任何政治法，而且这个转变奠定了政治法的基础和根本原则。正如上
文所暗示的那样，卢梭的政治和社会学说中并行着立法者与公民的双
重复调。它们沿着不同的路径伸展，最终在普遍意志的交点上汇合：法
律与道德从不同的方向出发，最终却要在政治体中相互交融，相互哺育
支持。与道德相比，法律是更加人为的事物，是立法者的人为创设。道
德则要从自然人的成长中孕生出来，从人的怜悯心和“完善自身”的能
力中孕生出来。 ２ 法律应当为道德风俗的孕育提供条件，却不能强行塑
造或改变道德与民情。涂尔干（ ２００６ ： ６４ ）就卢梭对社会起源的论述曾
作出过颇为深刻的解读，他认为卢梭发现了与天意秩序一致的社会存
在，社会和道德的诞生“不能被看作是与自然必然性相反的东西”。《社
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展示了这一组复调彼此交织的内在运动。如果
按照卢梭自己的定位，《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爱弥儿》的附录，那么这一
１． 卢梭所谓的“政治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
２． 即便说自然人与道德人以原初契约作为分界，道德仍然比法律更为自然，因为法律正是要
加在由社会契约创造出来的道德存在身上。不仅如此，原初契约必然产生于自然人的内在天
性和能力，它仍然具有一个自然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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