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2014年第4期

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

官员为了升迁，往往与作为经济增长来源的民营部门合作；并且，地方
官员控制大多数项目的批准，以及在企业转制和土地出让中掌握充分
的决定权，都有利于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主的共谋。这些都使得这种
庇护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弥散性（ 犇犻犮犽狊狅狀 ， ２００９ ）。
陈安（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２ ）的研究虽然并未将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作为铁板
一块，而将之区分为寄生型和白手起家型，不过他也认为不同的类型都
与政府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认为，所谓寄生型
包括了当权者的子女、配偶、亲戚和卸任的官员，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
一个全能的政治体系下产生和发展起来，他们与权力中心建立了共生
关系，很少为了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展而斗争，有强大的利益驱动去维
持现存政权；而所谓白手起家型则代表了从中国社会底层发展起来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寄生型商人与国家权力的长期共生性利益交换不
同，这些私营企业主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建立在具体的办事和关系建
构基础之上。
与这些强调庇护关系的弥散性不同，另一种观点更侧重于分析私
营企业主与政府差异性的关系，即特别强调了私营企业主与政府之间
可能存在的不同于交换和共谋的对抗性关系。比较研究已发现，在后
工业化国家，资本家内部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资本家的上层容易为国家
所吸纳，而构成了私营企业大部分的下层缺少信息和资源来进行政治
动员，只有中层能够积聚资源和物质动机来与国家对抗。相应的，在中
国研究中，蔡欣怡（ 犜狊犪犻 ， ２００８ ）强调，不能将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看作是
一个享有共同的身份、利益和行为，进而能够共同制造政治影响的阶
级。她反复强调他们是分裂的，私营企业主从未作为一个阶级来动员、
寻求政权的改变。根据与政府关系的不同，她从两个维度———对抗国
家的能力和对抗国家的意愿———出发，将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划分为四
种类型：第一类同时具有对抗国家的能力和意愿，是进取型的企业家；
第二类有对抗国家的意愿，但却没有对抗国家的能力，是不情愿地接受
国家权力支配的企业家；第三类是有对抗国家的能力，但没有对抗国家
的意愿，是忠诚地接受国家权力支配的企业家；第四类是既没有对抗国
家的能力也没有对抗国家的意愿，是逃避型的企业家。在她看来，第一
种类型的企业家是唯一能够推动民主化的力量（ 犜狊犪犻 ， ２００５ ）。
在蔡欣怡（ 犜狊犪犻 ， ２００７ ）的分析中，并非所有的私营企业主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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