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4 - 《社会》2014年第4期

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

本那样的反动结局，也消除了俄国和中国那种农民革命的群众基础。
与英国不同，在日本和德国，上层地主阶级以种种政治和社会的手段把
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实施农业的商品化，这种“强迫
型劳动体制”使得地主贵族求诉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对农民加以控制，
这加强了他们对于专制君主的依附。而在中国和俄国，地主和贵族并
没有深受商品经济的影响，这导致积聚了大量造反的农民。
在斯考切波（ ２００７ ）那里，资产阶级对于政治民主化的作用更加受
到了质疑，在她看来，“土地—商人支配阶级”对于国家权力的反对更有
可能导致的是旧制度的崩溃而非民主化。这种旧制度的崩溃又进而为
农民革命创造了结构性空间，从而催生了社会革命。与摩尔类似，她也
认为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支配阶级与君主的关系，二是农村的阶级结
构。她认为，第一，是否存在一个独立和抗争国家的支配阶级很重要，
不过在摩尔看来，这种抗衡的支配阶级是导向民主的关键，在斯考切波
看来，这隐藏了社会革命的根源。斯考切波认为，在法国旧制度和晚期
帝制的中国，上层地主—商人阶级都获得了与君主专制的行政机器对
抗的集体政治优势，两国的专制君主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都触发了
组织良好的支配阶级在政治上的一致反对，这种成功的反对瓦解了旧
制度，也就不可避免地打开了法国和中国革命爆发的大门。在日本和
普鲁士，支配阶级不足以对抗国家，因此，他们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第
二，除了支配阶级与国家的关系之外，农村的阶级结构同样重要，这决
定了在旧制度崩溃的情况下是否会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在法国和俄
国，它们具有村社自治的传统，农村阶级结构也为农民村社提供了有效
的团结和自主的基础，从而成为重要的诱导农民反叛的条件；与之不同
的是在英国，支配阶级的力量同样强大，但是，由于在农村阶级结构中，
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任何团结和自主，乡绅充当了领主的代理人，自
耕农被吸收为隶属性的官员，劳动者和仆役通常都与他们的地主主人
有着强有力的固定的联系。因此，在英国并没有爆发自下而上的社会
革命。在斯考切波看来，中国是最接近英国阶级结构的国家，即既有一
个强大的支配阶级，又有一个通过绅士阶层实施的对于农民的强大控
制，但与英国不同，中国的这种乡村控制随着旧政权瓦解，并且，作为支
配阶级的地方士绅与中央集权的帝制相联系，而没有全国性的议会将
他们联系在一起，因此，其结果是农村混乱日益扩大，但没有发生农民

· １ ５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