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9 - 《社会》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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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海霞， ２００６ ）。同时，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行业协会等商人社
团往往越能够开始代表商人的利益，在建立网络、公共关系、市场发展
和游说政府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犜狊犪犻 ， ２００７ ）。此外，政商的案例
也不断证明，对于那些市场份额对于其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的企业而
言，“相对于政府，他们更看重市场”，企业在市场争夺已经极其激烈之
后，会把矛头对准政府的不公，从而破除民不与官斗的旧规。 ２
，
邓国胜和甘思德（ 犇犲狀 犵犪狀犱犓犲狀狀犲犱 狔 ２０１０ ）用数据证明了市场化
的重要作用。 ２００７ 年，他们调查了年销售额在 ５０ 亿以上的大企业对
于中央政府的影响，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 １３１ 个公
司；同时采取概率配额抽样的方法调查国家级的行业协会共 ７１１ 个。
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国别的公司就公共政策游说政府的方式
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关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游说方式，但是大企业
并不主要依靠关系，它们主要依靠提供信息和加强其公共形象；虽然雇
佣以前的官员也是常用的方式，但是，这些人员的作用主要是对于政府
内部运作的了解而非与特定官员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在中国，游说正
在变得越来越制度化。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大公司的规模和能力都使
得他们可以不通过关系来影响政府决策者。并且，与地方相比，全国性
的决策牵涉面广且时间长，降低了任何个别私人关系的显著性。
与以上观点不同，狄忠蒲（ 犇犻犮犽狊狅狀 ， ２００９ ）的分析强调了现存政商
关系可能的延续性。在他看来，虽然越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涌现出
来，私营企业主就会越少依赖国家，相应的，他们就越不可能去支持现
状。但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自我
存续。一方面，裙带共产主义的扩张性质提供了开放加入的机会并不
断吸纳新参与者，从而降低了挑战它的动机；另一方面，中国以中小型
企业为主的政经结构，也减少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大量的小型参与者
抑制了有效的集体行动。这些都使得私营企业主和政府及其官员有强
大的动机 去 保 持 已 被 证 明 了 是 相 当 互 利 的 关 系。裴 松 梅 （ 犘犲犪狉狊狅狀 ，
１９９７ ）则认为，市场化虽然会使得商业精英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和自信来
推动市场改革和政治自由化，但是，对政府形成有组织化的压力则有赖
于更有凝聚性的商业精英的形成和扩张。相对于商业精英而言，学生

２． 参见：郑作时，《政商关系的微妙变化》，《中国经营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犃１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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