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3 - 《社会》2014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并愿意建立与国家的庇护关系，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在经
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她根据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和方式，
划分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内地模式和南中国模式。在她看来，越是
政府主导的地区，企业家采取进取性的实际行动也越多。在个体经营
为主的温州模式中，由于企业家和政府的利益趋同，因此，企业家最不
愿意采取进取性的行动，而常常采用诸如民间信贷等非正式的处理方
式来应对发展中面对的问题。而在政府主导的苏南模式中，在面对没
有政府关系而导致的经营困难问题时，他们最缺乏非正式的应对策略，
他们最多采取进取性行动。
（二）私营企业主的角色再定位
除了反思私营企业主本身内部的分化，我们还需要回到“没有资产
阶级，就没有民主”这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在关于中国国家与私营企业
主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从这个理论命题出发，将私营企业
主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并试图解释中国的独特性，得出了中国商
人并非是推动政治民主化力量的这一结论。然而，即便在阶级分析中，
资产阶级也并非总是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没有资产阶级，就没
有民主”只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种特例。因
此，讨论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何没有促进民主化转型本身可能会
是一个具有太强理论预设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会因为太关注其是否
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量，而忽视了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其他方面的
更为重要的影响。
即便是在摩尔的论断中，政治民主化也并非只是资产阶级的推动，
阶级之间的关系和结构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对于西方民主、法西斯
主义和社会主义三条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对比中，摩尔（ １９８７ ）认为，
是否有与国家抗衡的力量是民主体制产生的重要根源，因为“只要中央
政权承担的任务或实施的监控活动对社会运行具有决定性意义，都会
造成传统专制主义的崛起”。不过，在摩尔看来，马克思过于强调了资
产阶级对于民主的意义，而他认为，农村中的阶层关系有更重要的意
义：土地贵族是否转型进入农业商品经济，并与城市资产阶级的结盟，
是决定之后政治进程最关键的因素。这种结盟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
一，它削弱了土地贵族对于国王的依附，第二，它使得社会上不再积聚
起大批农民。正因如此，英国没有因积聚大量农民而导致像德国和日

· １ ５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