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5 - 《社会》2014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反对地主的自发暴动。总的来说，摩尔和斯考切波都认为，农村阶级结
构，特别是对于农民的阶级控制，是影响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原因，资
产阶级对于国家的反对是导致旧制度的崩溃从而催生社会革命，还是
制约权力推动资产阶级民主的实现，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会
发生自下而上的叛乱，取决于对于农民的阶级控制。 ３
资产阶级不仅对于国家权力的反对究竟导致何种政治后果存有分
歧，而且，资产阶级对于国家权力的反对本身往往也只是与特定的历史
时期联系在一起。当资本家刚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时，需
要打破原有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土地贵族的封建束缚，以将资本原始积
累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等释放出来。而在当代，不管是在西方民主国
家，还是法西斯国家，抑或拉美的官僚权威主义和独裁体制下，资本家
都能够与不同的政治制度相安若素，并没有出现过作为整体的资产阶
级抗衡国家权力并推动民主化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当代民族国家架
构下，资产阶级与政治权力的和平共处往往是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方面，虽然“没有代表权就没有税收”被认
为是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重要动因。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架构下，
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汲取很少能引发公开的谈判和斗争，纳税人往往采
用资金赞助等方式来达到一些个别的、专门的政治目的。在他们可以
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税收机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裁量权的时候，纳税
人 的 集 体 行 动 很 难 发 生，阶 级 政 治 只 与 特 定 的 历 史 时 期 相 联 系
（ 犕狅狅狉犲 ， ２００４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资本的力
量往往并非是抗衡国家权力并推动政治民主化的“社会力量”，相反，如
波兰尼（ ２００７ ）所言，它构成了对于“社会”的摧毁性力量。也就是说，国
家与社会两分的分析框架应该为“国家—资本—社会”三分的框架所取
代，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商人及其资本的力量与社会的自我保护力量相

３． 摩尔和斯考切波对不同国家的阶级结构存在不同的判断，特别是对于中国和法国。在摩
尔看来，中国的地主—商人力量非常之弱小，完全没有商品化，最终积累了农民革命的种子；
而在斯考切波的晚清研究看来，地方士绅及其军事化无疑是晚清改革重大的反对力量，这种
反对力量不是太弱而是太强，并最终导致了旧政权的崩溃。但是同时，中国农民也不像法国
农民那样有组织，他们没有村社自治，因此，中国并没有发生农民自发针对地主的革命，而是
共产党的动员。对于法国，摩尔认为它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样板；而斯考切波则认为，它与英
国不同，是社会革命的样板，且法国支配阶级强大，推翻了旧制度，同时，给由村社自治带来团
结和凝聚的农民带来反叛的机会，从而爆发了社会革命。

· １ ５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