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7 - 《社会》2014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三）国家的结构和策略
从国家中心的研究看来，私营企业主在政治发展中究竟扮演着何
种角色，究竟是依附于国家，还是自主于国家，抑或对抗于国家，并非完
全取决于政治价值或者市场转型的独特性，它还取决于国家对待私营
企业主的策略。
在中国，政党的适应性被认为是吸纳私营企业主从而消解其政治
对抗性的重要政治根源。正如裴宜理（ 犘犲狉狉 狔 ２００７ ）所说的：中国政治
，
稳定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在于政党的适应性，特别是政党不断加强其政
治精英招募、监督和激励的能力。这种政党适应性使得政治权力在随
着市场转型而收缩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甚至逆转这种政治权力的收
缩（ 犛犺犪犿犫犪狌 犵 犺 ， ２００８ ）。具体而言，王达伟（ 犠犪狀犽 ， １９９５犪 ）的研究指出，
在东欧国家，私营企业主和其他社会阶层结成联盟，并加强公民社会的
力量，从而获得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而中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经济发
展并没有导致如同东欧国家一样的政治后果，这是因为私营企业主阶
层与官僚体系的联系创造了一种庇护网络———它既不同于市场关系，
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指令关系。这种庇护网络将私营企业家割裂为
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面对不同的机会和束缚，一方面，这使得中国
的私营企业家缺少作为利益集团的统一身份认知；另一方面，也使得他
们与国家持有相似的政治立场。在分析大陆与台湾经济发展所带来后
果的差异时，苏黛瑞（ 犛狅犾犻狀 犵 犲狉 ， ２００８ ）也认为，台湾中小企业的发展支
持了民主化进程，而在大陆似乎并非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国家所
主动采取的应对策略的差异。在台湾，族群问题使得当权者倾向于保
留自主的经商环境以避免激化矛盾，维护政权的统治。在大陆，新兴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则是在政权的培育下成长起来，并被收编到政权之中，
这种“收编”使得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成为国家的支持者而非反对
者。同样，狄忠蒲（ 犇犻犮犽狊狅狀 ， ２０００ ）也认为，中国政权体制的稳定性在
相当大程度上根源于政党的“适应性”，而这种适应性正是体现在市场
转型过程中政党对于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吸纳和统合。虽然狄忠蒲认为
这种对于经济精英的政治吸纳是一把双刃剑，蕴含了让政治反对力量
进入政权推动“内部革命”的风险，但是，它却也是现有政权巩固统治、
加强对于新兴社会精英掌控的重要方式。因此，政党、国家本身的策
略，不管是政治吸纳抑或可能的政治排斥等，都有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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