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社会》2014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２

犑． 谢夫（ 犜犺狅犿犪狊犑．犛犮犺犲犳犳 ）也在精神疾病解释领域引入“标签论”，从而
确立起了精神疾病解释的社会建构论范式。他主张，精神疾病不过是
一类 无 法 用 通 常 的 标 签 加 以 定 义 的 越 轨———“剩 余 越 轨”（ 狉犲狊犻犱狌犪犾
犱犲狏犻犪狀犮犲 ）（ 犛犮犺犲犳犳 ， １９６６ ）。在谢夫的眼里，正是社会对此类越轨的反
应过 程 促 成 了 精 神 疾 病 的 形 成，而 对 剩 余 越 轨 行 为 贴 “标 签 ”

（ 犔犪犫犲犾犻狀 犵 ）是这一 过 程 中 最 重 要 的 决 定 因 素。正 如 贝 克 尔 （ 犅犲犮犽犲狉 ，
１９７３ ： ２６ ）所总结的那样，越轨并不是指个人行动的性质，而应归结为是
社会的规制及控制应用到特定个人身上的结果。上述标签论视角可以
被称之为是引发了对精神疾病理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笔者以为，在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后，精神疾病不再意味着是特
定个人的行为特征，而是特定个人被认定、分类为“精神病患者”，从而导
致其最终被隔离、收容的一个社会过程。是否将某人诊断为精神疾病患
者的决定因素，不仅在于此人的行为本身，而且在于这一行为与其社会
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同类行为并非必定被解释为精神疾病的症
候，个体是否被诊断为精神疾病、被精神病院收容是受到该个体的社会
经济地位、越轨行为的可视化、家庭成员的宽容度、甚至附近精神病院有
无空余床位等各种社会性的偶然因素所左右的。但是，一旦被贴上“精
神疾病”这一标签之后，精神医生、精神病院等“精神卫生制度”就会强行
使该个体与“精神疾病患者”这一社会刻板印象对上号。作为精神疾病
患者，其所有行为（包括其“正常”行为在内）都被置于在精神医学的框架
中作为“精神疾病的症候”加以鉴别和解释。由此可知，“精神疾病”乃是
特定个体被强行解释后所标识的一种“社会角色”，以精神病院为首的全
控机构则可被理解为是不断再生产精神疾病患者的装置。
恰如福柯（ １９９９ ： ２９０－３３６ ）所指出的那样，监狱给予了服刑者学
习犯罪的机会，并造就了大量的过失犯，标签论所披露的正是精神病
院这一医疗机构的逆向功能，描 绘 出了 精神 病院 使“病理 性行 为”更
加强化的侧面。但有 必 要 注 意的 是，标签 论的 指向并不仅仅 停留在
揭露精神病院等社会 控 制机 构导 致 了越 轨行 为的 强化，而在 于主张
整个社会反应制造了“精神疾病患者”。所以，无论是戈夫曼、贝克尔
还是谢夫，他们对于 当 时 的精 神医 疗改革 都不 抱有乐 观的态 度。不
过，对全控机构的批判以及标签论的视角，毕竟还是改变了传统精神
医疗中以治疗为中心的模式，使其转向了对收容者现实状况的关注，

· ７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