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8 - 《社会》2014年第2期

“反精神医学”的谱系：精神卫生公共性的历史及其启示

他敏锐注意到了当时有学者基于精神病院的机构化而提出的“机构神
经症”（ 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狀犲狌狉狅狊犻狊 ）的概念，认为这不过是陷入机构化思维陷
阱的一种捏造———是“在无法发现真正的病毒之时，捏造出这一社会病
毒（ 犪狊狅犮犻犪犾狏犻狉狌狊 ）”（ 犆狅狅 狆 犲狉 ， １９６７犫 ： ４８ ）。显然，试图依靠当时的精神
医学去治疗这一“机构神经症”是荒唐可笑的。在这一点上，正如戈夫
曼（ 犌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６１ ）所 看 到 的 精 神 病 院 是 使 患 者 社 会 生 活 “无 力 化”
（ 犿狅狉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的独特空间一样，库珀更明确地意识到，在这一空间中
促使其无力化的是精神医生、愿充当精神医疗帮凶的患者家庭、甚至是
要求重新适应社会的体制性合力。因此，作为有效的解决之策就必须
着眼于如何打破这种暴力机构。
为打破这一暴力机构，库珀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他对展开家庭成
员间的交流沟通研究的重视，以及在认定家庭内的动力因素是导致精神分
裂症发生的原因方面与莱茵的观点几乎一致。 １９６２ 年起，借助综合医院的
一角，在称为“ 犞犻犾犾犪２１ ”的实验病区中，库珀展开了全新的临床实践。他引
入家庭治疗，在模拟出家庭内部双重约束的状况之下，通过详细记录这些
双重约束的相互作用并加以分析，试图打破治疗者与患者之间固定的二元
对立关系，从而解放患者（ 犆狅狅 狆 犲狉 ， １９６７犫 ： ４８ ）。不过，这些院内临床实践很
快被其他医疗人员认为是破坏原有秩序而遭到阻止。在医院这一封闭的
空间里，在医患之间不断再生产、强化着相互依存的权力关系中，以“患者”
为中心的这一实践在坚持了一年半之后，在无法消解医务人员的不安与冲
突的情况下再也无法维系下去，最终只得告停。
然而，莱茵、库珀的反精神医学及其实践毕竟表现出了当时精神医
疗界的一些知识精英对传统精神卫生理念与价值的颠覆。他们明确意
识到作为暴力机构的精神病院存在严重危害，其精神卫生观反对“控
制”、指向“解放”，在临床实践中已出现打破封闭监禁、走向开放的萌
芽。他们对浓缩于现代家庭中的沟通障碍、对封闭空间中的专家权威
展开的批判，时至今日，依然是实现精神卫生公共性的探索中绕不过去
的课题。然而，由于他们对精神疾病社会根源的认识主要还是局限于
家庭治疗方面，从而使得他们的实践未能走得更远。
（四）“去机构化”的意识形态合力
与莱茵、库珀等从精神医学临床经验和精神医疗机构内部展开的批判
相比，戈夫曼对患者所处的空间———精神病院———的细致考察则确立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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