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7 - 《社会》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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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14 · 2
(一)概率与信任
统计学的本质是基于抽样方法之上的数据估值过程,因此,建立在
统计学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存在一个问题———概率论倾向,即用建立在抽
样概率基础上的、通过数学方法估计出来的数值来概括整个社会的全
貌,会抹杀差异和差距,从而将社会神秘化( 犔犻狌 , 2009 : 131 )。刘新没有继
续讨论在当代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中,概率论倾向能否避免,但实际上这
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清晰:一方面,虽然统计学发展了很多专业技术来修
正数据的误差,但始终无法做到完全准确;另一方面,统计数据一旦被政
府或者机构征用,它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政治性。也就是说,统计学的确
能够制造公共信任,但也必然成为怀疑和攻击的标靶,因为它的认识论
基础带有缺陷,其道德倾向也是不确定的( 犆狉狅狅犽 , 2011 : 180-181 )。
“ 概率治国”的问题放在中国更加明显。第一,政府出于制造社会
信任的需要,在统计数据的发布上必定有所甄选,公开的数据很多都是
能够掩盖差距的,反映差距的精细数据却被雪藏;第二,中国社会缺乏
有效机制保证民众对政府数据的质疑权力,也无法保障沟通渠道的双
向畅通;第三,政府宣传的自我形象与社会现实相差太远,在当前贫富
差距过大,经济结构、教育、医疗和社保等各方面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
人们当然会越加怀疑政府所发布的数据,这才有了《中国蜃景》序言中
那位出租车司机有关“国家擅于编造数字”的论断( 犔犻狌 , 2009 : 2 )。所以
说,统计学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在一些方面迫使人们不得不相信数据,例
如移民率、物价指数、贸易收支等情况只能通过政府发布的数据来了解
( 犆狉狅狅犽 , 2011 : 165 ),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人们又不得不怀疑,诸如收
入水平、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水平等数据都被列入“造假”行列。随着中
国社会的转型,统计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它同时制造信任和不信任,
且后者有超越前者之势。统计学在这个矛盾中也在寻求进一步的完
善,这将引发另一个争议:完善的、“好”的统计学应该关注的是统计的
对象,即社会,还是统计技术本身?( 犇犲狊狉狅狊犻è狉犲狊 , 2002 : 1 )
(二)自我的“他者化”
在刘新看来,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中
国人”始终处在一种将自我他者化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前是对无穷无
尽的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的许诺,社会要求个体时刻监督自己、反思自
己,不犯错误、不 选 错 立 场,不 断 投身于 对自 己的 斗 争 中 ( 犔犻狌 ,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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