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4 - 《社会》2014年第2期

统计化：社会转型的另类向度

合法性，统 计 学 最 终 确 立 了 社 会 公 共 参 考 系 统 的 地 位 （ 犇犲狊狉狅狊犻è狉犲狊 ，
２００２ ： １４８ ）。在统计学的帮助下，对偶然性的认识和本质化并非使世界
越来越偶然，相反，偶然被控制和驯服，世界变得比以前更加规律（哈
金， ２０００ ： １３ ）。这是世界走向公共理性的原因之一，它与韦伯所论述的
资本主义发展所致的理性化是同一个过程（ 犘狅狉狋犲狉 ， ２０１１ ： ３２ ）。
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倾向也促使国家的社会工程
不断寻求对偶然的驯服。从孔德开始，实证主义逐步奠定其在西方社
会科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成为认知的可靠来源。在实证主义取向中，

“ 事实”（ 狉犲犪犾犻狋 狔 ）和“有用性”（ 狌狊犲犳狌犾狀犲狊狊 ）比形而上或意识形态更能代
狆
表真实的世界，“确定性”（ 犮犲狉狋犪犻狀狋 狔 ）与“精确性”（ 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是判定事
实和建构有用性的标准，其前提是组织化、有序化的知识，而统计学恰
好是一种组织化和有序化的知识（ 犔犻狌 ， ２００９ ： ５９ ）。
尽管刘新并未定义“社会的统计化”，不过至此已能总结出它的内
涵，即国家利用统计学工具来治理社会，以统计数据为依据制定方针和
政策，并衡量目标和绩效，从而导致普通人对世界的认知产生统计化倾
向。《中国蜃景》对 比 了 改 革 开 放 前 后 政 府 的 治 理 心 态（ 犿犲狀狋犪犾犻狋 狔狅犳
犵 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 ）和普通人的生活感知（ 狊犲狀狋犻犿犲狀狋犪犾犻狋 狔狅犳犾犻犳犲 ），将“社会的
统计化”过程分解为国家层面的转向和个体层面的变迁。
（一）治理心态的转向
刘新认为，毛泽东时代国家的治理心态是统一意识形态，一切行动
以符合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远大憧憬为标准，而改革
开放之后，政府则根据统计机构的各类数据来制定方针、政策。这种转
向可分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治理目标的转变。毛泽东时代的目标很简单，即保持意识
形态的完整性和绝对化。改革开放后，治理目标转变成经济发展和实现现
代化，理性的政府和量化的管理成为最核心的需求（ 犔犻狌 ， ２００９ ： ５２ ）。以经济
统计数据为主的各类社会数据呈爆炸式增长，这种短时期内的数据膨胀与
国家物质化转型互为因果，将社会的真实性从集体存在推向数字化存在。
第二，社会统计学模式的转变。毛泽东时代的统计学模式是苏联
模式，该模式将统计学划归社会经济范畴，由国家来掌控，并要求学生
学习，且被认为是可以用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计划体制的合理
性、公有制分配的正义性的一种工具（刘炳瑛、牛志礼， １９９１ ）。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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